《情死与战死》，刊载于1933年第49期《越国春秋》。
漫画“富有深意”，广告“别有用心”，每个时代遗留的图片就好似当时社会的哈哈镜。10月25日，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举办“看图说史：近代中国的身体、政治与视觉再现”工作坊。来自大陆、香港、台湾的高校学者从五花八门的图片说起当时的民众意识、思想和文化。从这些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广告、漫画中，能解读到当时的社会风貌。
民初医药广告：“东亚病夫”的塑造与强化
进入20世纪以后，医药广告往往能和“强种”、“益智”、“病夫”密切相关，且最后都能一跃上升至民族或国家的“高大上”层面：先痛心疾首地表达中国人身体有多衰落、中国现状有多不堪，以至于外国人都来讽刺我们是“东亚病夫”；再以充满高尚情怀的口吻引出药品之奇效——吃了它就能改变自己、改变中国；最后从个人身体与国家民族利益息息相关的角度描绘出一幅“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美好图景。
补血药广告词：消费者服用后即可马上洗雪“东亚病夫”之耻。
药商“永安堂”突出自家药品能令消费者免为“东亚病夫”。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张仲民表示，当时药商对于晚清知识精英正在鼓吹的文明论述、社会进化论，以及由此派生的卫生论述、强种论述都非常熟悉。他们也深谙广告策略及其妙用，并在药品营销中运用得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于是，时人急于救国的心理便成为这些药商屡试不爽的“生意源”。尽管五花八门的广告词对于药品成分、配制过程、副作用等一般只字不提，但还是能把药品吹得神乎其神，要么是“祖传良药、独家秘方”，要么是“源于异邦、风行西方”。
结果呢？不少初到中国的外国人见报纸药房广告之多，由衷感慨中国人真是“东亚病夫”，国人自己也越加习惯“东亚病夫”式印象。如1935年《康健世界》在创刊号中称：“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这句话的确不错，你但看报纸登的广告，就拿可以代表全中国的大报《申》、《新》两报来讲，每天这么多的广告，医药广告倒占了十分之七八，无疑的，先有了许多看病吃药的人，才有了这许多供应的医药。”
“广告贩卖的不只是商品，而且还是观看世界的方式。” 张仲民认为，“这些广告会强化时人已有的‘东亚病夫’记忆，并且进一步塑造和巩固国人旧有的‘东亚病夫’形象。”
舶来化妆品广告：打造时尚氛围和“摩登”文化
于1926年在上海创办的《良友》画报是当时的时尚风向标，被定位为“读者日常生活的亲密伙伴”。香港浸会大学近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系讲师罗婉娴发现，当时《良友》画报中的广告商成功利用“摩登”一词，创造出一套令时人无可抗拒的消费文化。
《旁氏白玉霜》，《良友画报》，1934年第99期。
据罗婉娴研究，《良友》于1926年8月15日第7期刊登首个舶来化妆品广告，广告中美国珂路搿厂沪行所出产的“金头香水”引人注目。之后，各式各样的舶来化妆品广告——主打香粉、香水和面霜等面部产品，浩浩荡荡而来。这些广告往往营造出女同胞们超级向往的温馨画面：郎才女貌的“摩登夫妇”双双出席不同的公共场所，丈夫对妻子处处流露关爱之情。如“旁氏白玉霜”广告中的三幅连环画描绘一对夫妻乘车外游，丈夫问妻子：“今天风这样大。你的皮肤会受伤吗？”妻子答曰：“不碍事。因为我抹了旁氏白玉霜，所以不怕风吹日晒。”最后，反而是丈夫的皮肤被风吹伤，妻子劝他日后一起用旁氏白玉霜。这不，“摩登”女子成为美丽与关爱的化身。
《沪上各界闺秀名媛一致乐用三花香品》，《良友画报》，1936年第116期。
久而久之，舶来化妆品广告界努力并成功塑造了出一种“摩登”女子最美的时尚氛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先敬罗衣后敬人”、“改善容貌从而改变人生际遇”的说法也越来越深入人心。当时好莱坞电影已然十分受欢迎，好莱坞女星成为上海女人的模仿对象。于是，卡洛郎白、琼哈劳、曼琳奥苏里文等好莱坞女星皆成为舶来化妆品广告的主角。除了她们，上海名媛和潜在消费者——女大学生也是这些化妆品代言人的热门人选。比如在三花牌的“沪上各界闺秀名媛一致乐用三花香品”广告里，上海名媛唐家三姐妹（唐瑛、唐雪、唐琳）等被刊出靓照，还附上了她们使用产品后的感言。总之，得益于这些广告，舶来化妆品在1930年代国货运动席卷全国前夕成为“摩登”女子的等号与上海“时尚圈”的核心。
民国自杀漫画：隐含的阶级意识、国族想象和性别歧视
民国时期，有关自杀的话题往往是上海新闻的一大热点。据华东师范大学青年学者侯艳兴研究， 1935年上海的自杀人数为历年之最，甚至有人戏称该年为“自杀年”。侯艳兴从当时《上海漫画》、《中国漫画》、《良友》、《申报》、《民国日报》等报刊中选出张乐平、廖冰兄、丁悚、郭建英等34位着名漫画家的120余幅自杀漫画，发现这些自杀漫画其实隐含了强烈的阶级意识、国族想象和性别歧视。
《阮玲玉牺牲在资本家的胯下》，《时代电影》，1935年第8期。
在一幅有关阮玲玉自杀原因的漫画中，背景是摩天大楼，前景是一只龇牙咧嘴却假装慈眉善目的狼，狼的胯下便是抱着一个受惊孩童的阮玲玉。侯艳兴解读漫画中狼象征着资本家，孩子能以天真童心慧眼识出狼吃人的真面目，而阮玲玉却在金钱面前迷失了自我。“从而表达漫画家对资产阶级的厌恶。” 侯艳兴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描绘因失业、失恋而自杀的漫画中，阶级社会的压迫往往流露无遗。
侯艳兴还注意到，自杀在很多漫画家看来并不只是社会问题，更上升到了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的高度。在1933年的一幅漫画中，画面左边是一对自杀恋人，右边则是将士战场厮杀。前者背景是实体的大黑体“死”，后者背景是虚体的“死”。漫画的弦外之音便是讽刺当时年轻人奉行爱情至上，而置国家兴亡于不顾。
此外，部分自杀漫画也隐含了性别歧视，女性往往成为男性漫画家创作笔下的常用“道具”。比如一幅漫画中女子通过假自杀骗取两位男士的救济，获得救济之后居然打扮时髦地去从事不体面的工作。侯艳兴分析：“整个作品可见作者在性别意识中存在对女性刻板印象，即女性就是感情用事、视生命为工具，是弱者的隐喻和不洁身自好的象征。”
《图画晨报》，1935年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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