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国共内战爆发。1949年，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全面迁台，并在当年5月宣布全省戒严。台湾由此进入长达36年的戒严统治。基于肃清日本殖民统治和日本文化的需要，以及维护在台的政治权威，“一种新的传统，以中华文化为依归，以学院体制和官展系统为手段，迅速地建立了起来”。随着1950年代渡台的大陆画家数量的不断增加，台湾的水墨画创作得以重振风气，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重登主流地位。不过，由于迁台的大陆画家在观念、绘画方法上与当地画家有分歧，出现了国画与东洋画之争、现代与传统之争。20世纪50年代，西方现代派美术思想开始影响台湾美术界。现代派美术思潮的出现与当时的各种因素有关。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与台湾当局加强了军事上的联系，台湾进入“美援时代”。美国带给台湾的不仅仅有经济和军事援助，还有美式的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正在此时，台湾经济得到初步发展，各种传媒纷纷出现，海外华人艺术家在西欧取得的成功在台湾美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在文艺上，现代文学、现代舞蹈、现代音乐也初步兴起。在这个背景下，1956年前后，两个重要的现代派绘画团体“五月画会和“东方”画会成立了，其主要成员是生于二战前，成长于战争期间，战后流亡台湾的大陆青年画家。这两个画会有较为相似的艺术观点，如强调创新，强调现代艺术与民族艺术之间的关系，强调中国传统艺术在现代艺术中的价值，主张“大众艺术化”、反对“艺术大众化”等。“五月”画会和“东方”画会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活跃，影响了整个60年代的台湾画坛。尽管70年代以后，画会的活动逐渐终止，但参会的艺术家的探索却未停止，他们成为20世纪80年代台湾现代绘画之偶像，影响了八九十年代的台湾当代艺术。这一时期的建筑因政府的推崇，在官方建筑特别是大型公共建筑上，呈现出明显的折衷主义倾向。留学西欧的建筑师大多在70年代左右回到台湾，参与台湾的建筑设计，因此对此后台湾建筑的现代主义乃至多元化面貌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5年，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台湾美术界面临的第一个任务便是恢复战前的展览机制和教育体制，以弥补日本退出之后的空白。于是，在“府展”停办3年后，在台的画家开始酝酿创办一个新的官展，在杨三郎、郭雪湖的建议下，经蔡继焜居中出力，台湾省政府决定筹备举办台湾省美术展览。1946年10月，第一届“省展”开幕。这届展览共征得作品312件，最终入选96名艺术家的100件作品。参与这次展览评选审查委员的大多是“台阳美协”的成员，如李石樵、李梅树、陈澄波、陈清汾、颜水龙、廖继春、刘启祥、杨三郎、林玉山、陈进、林之助、郭雪湖、陈敬辉、蒲添生、陈夏雨等。在奖项上，“省展”依照“台展”的规则，设立了“特选”“长官赏”“学产会赏”“文协赏”等。“长官赏”由台湾长官授予，“学产会赏”由台湾学产管理委员会授予，而“文协赏”则由台湾文化协会颁发。值得注意的是，从“台展”与“府展”中沿袭而来的“赏”的名称此时并未更改，这从侧面反映出台籍画家的影响之大。首届全省美展获奖的作品共14件，具体如下：
首届全省美展获奖作品、获奖画家一览表
台湾全省美展的设立和展出极大地鼓舞了在台画家的创作热情。自1943年“府展”停办之后，台湾画家便失去了任何参展的机会，再加上二战的摧残和日本殖民者撤退前有意制造的混乱，台湾的社会生产凋敝，农工商处于停顿状态，生活物资匮乏，许多画家“不堪忍受战后的混乱及悲凉的世态”，只得退居一隅，“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因此，在得知全省美展即将举办后，台籍画家们无不欢欣鼓舞。但是问题也随之而出。台湾回归祖国之后，两岸交通日益频繁，大陆来台人员日益增多，由于日本50多年的殖民统治，造成两岸人民在政治、文化上还存在着不少差异，国民党委派的官员与台湾民众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最终导致“二·二八事件”的爆发。“二·二八事件”的发生有复杂的原因。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前夕，日本殖民政府在经济政策上采用了两面手法，在日本国内采取计划的米粮配给制，但在台湾一方面大量运走粮食;另一方面大量投入台币给在台日本人，造成台湾米粮价格疯长。日本人投降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节节败退，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政府贪污腐败，难以援助岛内。事件由“台北稽烟事件” 引发，不久引发台北的暴动，旋即扩展至各个地市。不少外省人被殴打甚至致死。国民党政府迅速派军入驻，进而与暴动者发生流血冲突，一些被认定的暴动者被捕枪毙，其中不乏冤屈者，如著名画家陈澄波，新闻界人士被捕遇难者也不在少数。直到5 月16日戒严解除才告完全平息.
朱鸣冈 朱门外 21.5×16.5cm 版画 1946年
黄荣灿 恐怖的检查 版画 尺寸不详 1947年
从1945年开始，就有大陆籍的画家来台湾参访或举办展览，1949年之后，大陆来台人员逐年增加。在渡台的艺术家中，很多人在大陆已是知名人士，比如于右任、马寿华、王亚尘、梁鼎铭、溥儒、黄君璧、张大千、庄严、郑曼青、陶寿伯、台静农、程沧波、张谷年、梁又铭、沈耀初、刘延涛、高逸鸿、王壮为、胡克敏、何铁华、傅狷夫、吕佛庭、曾昭杰、金勤伯、刘狮、余伟、李仲生、姚梦谷、刘其伟、赵春翔、黄荣灿、李霖灿、季康、高一峰、陈庭诗、孙云生、徐一飞、刘煜、邵幼轩、张德文、朱德群、方向、陈其宽、吴承砚、席德进、江兆申等，这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传统书画家。从大陆渡海而来的艺术家大多具有深厚的传统功底，他们到达台湾后，纷纷进入教育和展览体制，在匡正传统水墨正统地位的同时，也对台籍画家形成不小的压力。对于台籍画家来说，艺术地位的确立必须经过官展的多次洗礼，而对大陆籍的名家来说，却可以直接越过展览体系获得地位，这也为台籍画家所疑虑。另一方面，大陆地区政治的风云突变，也使得台湾战后初期的兴奋情绪消失殆尽，一股紧张、压抑的气氛笼罩了全岛。此时，“二·二八事件”已经平息，但台籍画家仍心有余悸，而在大陆失败的国民党当局迁台无疑增加了这一压抑情绪。在这个背景下，凡是背离国民党提倡的艺术都被视作异端而大加鞭挞，更有甚者连生命都难以保障。这对于战后初期的台湾画坛无疑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为了消除日本文化的影响，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大力推行中国传统文化，压制日本文化及其衍生的艺术形式，首当其冲的便是日本画，这是日据时代风行的胶彩画衰落的一大原因。不过，胶彩画在台湾的衰退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也有其内在原因：“因为缺乏时代认可的刺激，在题材上虽有所扩展，却未能于艺术创作的观念与风格上力图变化。”在上述背景下，以 “渡海三家”即溥心畬、黄君璧、张大千为代表的传统画家受到画界推崇。
(本文源自作者所著《20世纪台湾美术发展史》一书的相关篇章。)
溥心畬 青骢 水墨设色 117×55.5cm 1950年代
溥心畬 钟馗群像图 水墨设色 30.5×62cm 1950年代
溥心畬(1896-1963年)名儒，字心畬，别号西山逸士，满族，为清恭亲王奕之孙。早年毕业于北京法政大学，后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抗日战争期间，靠卖书画为生。1949年去台北，曾任教于台北“国立师范大学”。溥心畬在绘画上得传统正脉，但并无师承，全由摹悟传统名画积累而成，加以他出身皇室，因此，自然多有观摹学习大内许多珍藏的机会。他所作山水远追宋人刘李马夏，近则取法明四家之一的唐寅，用笔挺健劲秀，将所谓“铁画银钩”一路刚劲的笔法──斧劈皴的表现特质阐发无余，并兼有一种秀丽典雅的风格，充满了高贵的文人气质。尽管溥心畬在台湾画坛有着崇高的地位，但对台湾水墨画家的影响却不大，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与民国初年的大陆的社会背景相差很大，台湾省刚刚从日本殖民政府手中收复不久，日本美术的影响还在;二是因为在50年代中后期，以“五月画会”和“东方画会”的现代艺术团体反对传统和摹古，它们所造成的声浪掩盖了传统派水墨画所带来的影响。因此，有论者认为“溥心畬在台湾艺术史上最大的意义，是作为文人画精神传统活生生的象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溥心畬的绘画承前却未能启后，也是历史境遇的改变所造成的。
黄君璧 秋溪晓色 水墨设色 120×60cm 1967年
黄君璧 秋山访友 水墨设色 1950年
在“渡海三家”中，于台湾画坛上产生巨大的影响的是黄君璧。黄君璧(1898—1991年)原名允瑄，晚号君翁，本名韫之，以号行，广州南海县西樵人。1914 年，黄君璧入广东公学，在校期间随山水画家李瑶屏学习绘画。1922 年入楚庭美术院研究西画，在广东省举行第一届美术展览上，黄君璧的作品获得金牌奖。1923年，黄君璧任培正中学教师，在广州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与黄般若、罗卓吾等组织“癸亥合作画社”(后改为“国画研究会”)。1927 年任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教师兼教务主任。1937 年任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41 年兼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及国画组主任，并被教育部聘为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1949 年到台湾后，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兼系主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点查委员等职。黄君璧的绘画显然承袭了岭南画派的风格，重渲染和光影效果，采用焦点透视法，具有中西融合的典型特征。黄君璧的绘画在台湾深受欢迎，除了上述这个原因外，“或许也是因缘于较符合现实世界的画面意境较接近台湾向来的艺术观” 。
“ 渡海三家” 之一的张大千( 1 8 9 9 — 1 9 8 3 年) ， 早在2 0 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在大陆声名鹊起，到台湾后更是被看作国画大师，备受尊崇。尽管如此，张大千在台湾的追随者并不多。原因有二：其一，张大千的创作个人面貌突出，在风格上入其门容易，出其门很难，张大千能融汇古今，时时创新，追随者不能及也;其二，张大千1949年以后，常在世界各地远游，在台居住时期甚短。除了几次受邀回台湾举办展览或者游览之外，张大千很少在台湾居留，一直到1976年才举家返回台北定居，这离他逝世的1983年仅仅只有七年。因此，张大千对台湾水墨画的影响也不大。
张大千 金波翠岭 水墨设色 94.5×60.5cm 1965年
林玉山 牧童归去 水墨设色 146×34cm 1948年
金勤伯 写放翁诗意 水墨设色 202×74cm 20世纪50年代
但是，“渡海三家”在台湾画坛上受到的尊崇至少说明，水墨画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已经占据主流地位。这导致的结果是，水墨画家大大增加，胶彩画的创作明显衰落，这从日据时代就名重一时的胶彩画家林玉山改画水墨画上就可见之一斑。(图3-8)林玉山少年时代学习过水墨画，之后在从事胶彩画创作时也受到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影响，因此，他在转向水墨画创作时并没有感觉到太多的不适。不过，他也并不盲从于传统水墨画的规范，而是立足于写生进行创作，这从他的创作构图上可以看到，比如《天将雨》(1961年)的构图就保留着胶彩画的构图痕迹。从大陆渡台的水墨画家学“四王”者极多，如马寿华、吴子深、陶芸楼等，另外还有受元“四家”及董其昌影响的彭醇士、宗四王又学黄公望的陈定山、以“沈周”、“四王”的笔墨描绘台湾山川的张谷年、将马夏笔法融入石涛笔墨的刘延涛以及金城的侄子金勤伯、受业于溥心畬的江兆申等人。金勤伯(1911-1998年)名开业，字勤伯，号继藕，景北，以字行，出身于浙江吴兴金氏家族，曾跟随金章(金城大妹)学习绘画，受到金城的影响。画风雅致，颇有文人意趣。(图3-9)江兆申(1925—1996)生于安徽歙县，早年随舅父学习书画，兼以篆刻养家，1949年来台湾，1950年拜溥心畬为师学习山水画。在溥心畬的影响下，江兆申在山水、书法、篆刻、诗词方面都很有建树。江兆申书习欧褚诸家，参以北碑用笔，继而自成一家，风格独具;篆刻则以徽派入手，参以浙派，也成一家之风。山水画则受溥心畬影响，气格郁茂，墨色浑然华滋，骨气清朗，境界超拔。
江兆申 读书秋山下 水墨设色 61×98.4cm 1984年
20世纪50年代，各种水墨画会上纷纷创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立的传统水墨画会有“中国艺苑”“七友画会”“六俪画会”“八朋画会”“壬寅画会”等。1953年成立的“中国艺苑”由陈定山、丁念先、高逸鸿、陈子和、王壮为、张隆延等12人组成，画会目的在于提倡中国传统艺术，传授书画篆刻，招收书画爱好者，共同推动台湾民间书画创作的发展。创立于1955年的“七友画会”属于书画家之间的雅集性质，其参与者多为社会上有声望的名士，如马寿华、陈方、陶芸楼、郑蔓青、张毂年、刘延涛、高逸鸿等人。画会成员每月聚会，谈书论画，观摩画作，从1955年至1995年，共举办展览19次。“七友画会”成员郑蔓青是宋美龄的老师，因此，每次展览，宋美龄都来观摩，以此亦可见到这个画会的官方性质。姚梦谷在对“七友画会”的评论中，对这七位画家做出过简要的评价：
马寿华之竹，气厚神和，从容闲逸。间作松柏山水，亦苍润古朴，一如仁者。陈芷町之竹，清雅秀拔，意态潇洒，有高士风。陶芸楼氏山水，于法度中，见其潇洒，思致绵密，而情意悠远。郑蔓青氏山水花卉，长于观照，水墨淋漓，所写层山叠水，咫尺有千里之势，间作四君子，运以书法之韵律，穷其灵腑之感性。高逸鸿氏之花鸟，师法古人，摄其物态，年来兼运干湿笔，以使画面苍古润秀……张毂年氏之山水人物，上承宋元道观，谨严有度，与其书法媲美。
“六俪画会”由六对夫妇组成，他们均是传统水墨画家，包括高逸鸿、龚书锦、陶寿伯、强淑萍、季康、林若讥、陈隽甫、吴咏香、傅狷夫、席德芳、林中行、邵幼轩等人。在这些人中，季康是工笔画家，其他都是花鸟或者山水画家，其中以傅狷夫影响最大。傅狷夫、季康也是“八朋画会”的成员，其他六人分别是：马绍文、王展如、郑月波、胡克敏、陈丹诚、林玉山。其中，林玉山是唯一的台籍画家。1962年创立的“壬寅画会”成员与上述画会成员有所重叠，其中有黄君璧、陶寿伯、叶公超、朱云、高逸鸿、陈子和、傅狷夫、姚梦谷、余伟、陈隽甫、吴咏香、季康、邵幼轩、林中行等人。
上述的传统水墨画会成员，多数与政界交往频繁，其中如马寿华、溥儒、刘延涛、郑蔓青、陈方还有一定的政治身份。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水墨画创作只是人格修养的一部分，而非一种职业，但他们对于传统水墨的地位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总体而言，大陆来台的水墨画家大多有较深的传统功底，擅于诗书画印的创作，具有丰厚的学养，他们不仅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名望和地位，而且在美术教育机构和展览机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他们将传统水墨的余绪从大陆带到台湾，并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将中国传统水墨推到了主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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