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国昌作品
蜡染《生命系列》
蒲老总是“酷酷”的。
纸本水墨《天籁》
纸本水墨《蚊子系列》
★人物名片
蒲国昌，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毕业，师从黄永玉、李桦、王式廓等艺术大家，现为贵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曾12次参加全国美展等全国展，作品被选送美、苏、日、加等多国展出，在美国、台北、北京、南京等地个人展。本人和作品被编入《中国当代美术史》《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中国当代美术图鉴1979-1999》《中国版画百年》《现代水墨二十年》等三十余种重要史论文献，出有四本个人集。
冬日出生的艺术大家蒲国昌先生，刚刚过完一个舒心的八十岁生日。他的众多弟子带着各具风格的艺术作品，从全国各地赶来祝寿。蒲老的生日派对，也就成了一场名为“八十了——蒲国昌和他的学生们”的师生画聚会。
在被水墨画、油画、版画、摄影、新媒体、装置等多个艺术门类包围的派对空间里，蒲老趁兴扭起了有着上世纪八十年代节奏与气息的迪斯科，一双尖尖亮亮的皮鞋晃动着，老夫聊发少年狂。
“艺术上要干的事还有那么一大堆，老了怎么行？不准老！”蒲老说他还没有时间去老。师生画聚会那天，他拿出了最新艺术阶段的水墨画作品，画的是体量巨大的蚊子，有着细细的被拉长的脚。这已是他艺术生涯中第四个阶段的作品了。
赞同儿子学画画，不希望孙子学画画
在“八十了”诸弟子以画相聚前不久，蒲老送走了最后两位研究生学生，“这是最后一批，以后不带学生了。”位于贵州大学艺术学院的“蒲国昌工作室”，不久以后也将搬空。
从2002年带第一批研究生开始，蒲老一共教了二十余名研究生；如果从1978年贵州艺校（现贵州大学艺术学院）恢复招生、迎来第一批艺术生算起，他带的学生已不可计数。
“我早些年间带的那些学生们，真的是好学。”蒲老回忆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王华祥、周吉荣、余陈这些学生，一天到晚就是写生画画，“大家晚上就到我家谈艺术，跳迪斯科，相互做模特。”他还记得他的两个学生在一起谈恋爱的场景，“晚上，空荡荡的教室亮着灯，这两个人就在里面画画，一个在教室这头画，一个在教室另一头画。”
年过五十的王华祥已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版画系第三工作室主任。“在贵州艺校求学的四年间，我们师生对待艺术的热情可以用如火如荼来形容。之前整整十年，老师们没有学生可教，一身的武艺得不到施展；有了学生，就仿佛干柴碰上了烈火，一点就着。”他说，蒲老师的学生中，虽然走的艺术道路、风格都不一样，但来自老师的艺术基因是无法抹掉的，“蒲老师不仅是艺术家，还是教育家。”
蒲老说，他的教学理念，在培养儿子蒲菱身上得到了体现。蒲菱的感受是：“父亲尊重个体，尊重个性，我十几岁才开始学画，但没有受到成人固有思维的禁锢和摧残，这让我今天在看问题的角度和思考方式上都和别人不太一样。”
无怪乎在大家喜欢说“甘为某某大师门下走狗”的时候，蒲国昌却说“甘为蒲米一门下走狗”。蒲米一是他的孙儿，当年才四、五岁，充满童心和童真，“我向他学习看世界的直接与单纯。”蒲老笑着说。蒲菱的话却颇有意味，他说“父亲本人就单纯善良，像个孩子。”
六十岁时，有了多年教学经验的蒲国昌悟出了一个道理——教学之门与艺术之门是相通的。“在艺术中领悟教学之道，在教学中不断发展和丰富了我的艺术思维，互促互动。”说着说着，蒲老叹了一口气。这几年来，他教学教得有些伤心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生越来越不好学了。“但我这不是怪他们。”他说，现在的艺术氛围，讲究的是在艺术之外下功夫，组圈子、搞关系、会炒作才可以获得“成功”，在艺术之内下功夫反而是得不到认可的。“学生们看看老师的现状，再看看社会的现实，能强求他们怎么样不怎么样呢？”
蒲国昌留在了“艺术不是请客吃饭，全看作品”的年代里，依旧是“画完就压箱底”，换来的是“上世纪后十年与新世纪头十年间，在艺术界的沉寂与失语”。蒲老说时代变了，他不希望他的孙子学画画。蒲米一今年十多岁了，当年的蒲菱便是在这个年龄开始学画的。
两次“沉寂”，两次“被发现”
除去此次“八十了”师生画展，这两年来蒲国昌好事频频。先是2013年9月，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大型文献画册《蒲国昌》，并在北京798艺术区“圣之空间”举办由鲁虹策展的“新物象——蒲国昌作品展”；当年12月，贵阳美术馆举办了由管郁达策展“形象的回归——蒲国昌1993——2013个人水墨作品”。次年2月受邀参加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时间节点——中国1980年代水墨景观”，并作为个案展出；同年作为个案画家，参加年中国文联在中国美术馆主办“多彩贵州——中国美术作品展”。
只是这两年间亮相的作品，多已在之前的二十余年间画好。蒲国昌将这二十年，称之为“灰梦”。“我常常做同一个梦，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满是灰色的建筑、灰色的人，全都面目不清，路上连车站牌、指示牌也看不到，问路，人家也不理。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就这样在惊恐中醒来。”
醒来后的蒲国昌同样找不到艺术的出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走官路子”和“走商路子”逐渐成为国内艺术家获得“成功”的“终南捷径”。“我不善交际，见到官就躲，人际关系这门课考零分；我不喜欢重复自己，画风发展变化太快，画商不认可，因为不知道炒我哪一种类型的作品；艺术批评家看我上一件作品和下一件不一样，也很茫然，不知该用怎样的理论来言说。这样一来，我被看成了异类，彻底的沉寂、失语了。”
蒲国昌很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但他觉得“问题”不在于他不会迎合，“也有台湾画商出大价钱承包我的画，前提是要求我保持画傩戏系列的画风。”不想无创造性地停留在某一艺术阶段的他一口回绝了。他说“他死脑筋的相信艺术是真的，艺术界是假的。”
二十年的沉寂，于蒲国昌而言不是第一次。1959年，从中央美术学院蒲国昌带着“右派”的帽子来到了贵州。临别前，老同学给他“算命”说，“你很单纯，在学校这是优点，到社会是个很大的缺点。”
到贵州后好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法画画了。“我受的是西方的美术教育，审美基点在北方，高、大、壮、铁疙瘩的北方农民才入画，怎么也不喜欢矮、小、瘦、水分头的贵州农民。”时间让蒲国昌开始喜欢吃“折耳根”，觉得贵州农民给人一种温馨的幽默感：“一群汉子，骑着像驴一样又矮又小的马，一本正经的赛马；姑娘们披挂着重大几十斤重的银饰，高贵矜持；水分头的小伙子使劲吹着芦笙，一吹就是几小时几天……”新的审美基点开始生成，蒲国昌说自己“活过来了，创作也就有了新生命”。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蒲国昌艺术年表”上，留下了足足二十年的空白。这期间，蒲国昌有作品、无展出、受批判，结婚生子。
二十年后的1979年，蒲国昌积累的具有贵州风情的作品逐一浮出水面。开始时，蒲国昌给人突然“冒出来”的惊喜，随后当之无愧的成了艺术史上“贵州现象”的主力干将之一。“那段时间真是活得没心没肺，我们几个常常在尹光中所在的小学楼上讨论艺术，跳迪斯科，跳完了在地上打滚；老婆说我经常睡觉做梦笑出声来。”这以后，便是蒲国昌又一轮二十年的沉寂，做着同一个逃不脱的“灰梦”，自生自灭。
“近两年，我有一种被重新发现、被重新认可了的感觉。”蒲老说。说这话时，他踏上新的艺术征途已经两年了。他半笑着说，“下一次何时被发现，或许我这一生是看不到了。”
★对话蒲国昌
艺术史只关注转折，不关注延续
■讨厌成熟，每幅作品都是新的开始
记者：纵观您的艺术历程，您早年攻版画、学篆刻，和“木石”打交道，后来怎么转向“水墨”了？
蒲国昌：这和我的性格有关。要知道，做版画有很多枯燥的劳动，工艺过程长。而我却是一个创作思维变化很快的人，经常一幅作品还没完成，就已经开始想另一幅了。版画创作已经无法及时地记录我的想法了。而我又是一个很神经质的人，线条常常会随着我的心境变化。这样一来，水墨更适合我的个性，有所想很快就能在宣纸上记录在案。
其实，我们当年版画专业也有中国画课，我也学过水墨创作。记得我最早的一幅作品是1976年画的。真正决定坚持当代水墨画的创作，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当时，大量的西方当代艺术涌进国内，艺术界也开始关注西方当代艺术。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当代艺术，但不能完全照搬，更不能否定中国传统艺术，只有在中国传统艺术上延伸出来的当代艺术，才是符合我们创作实际的，而当代水墨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
综上，我主要精力放在水墨画上了。
记者：您的想法变化快，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水墨画，但你的水墨画画风也变化很快？
蒲国昌：画风确实变化快，但这确实是我内心的一种需求、一种渴望。我作一幅新画的时候，假如没有新的东西注入，我是画不下去的，我会感到厌烦。找到了新的东西，才能继续画下去。
对我而言，似乎每幅作品都是在开始。我讨厌“成熟”，我喜欢一种风格成熟之前的不断求索的热情与好奇，它的生机勃勃、不确定性，留给人们无穷的遐想。让艺术家对自己的“下一张”由期待而产生巨大摄人心魄的激动，这正是艺术深刻内涵之所在。那些所谓成熟的画家，他们的艺术生命早就停止了，他们只是简单地重复自己甚至别人，就像机器印钞票似的生产着可以卖钱的画。
“成熟”是商业的需要，商业要商标、要品牌，以便于画商炒作，这就使得一些二、三十岁的画家千方百计找一种受市场青睐的样式，就此“成熟”了，却也成了印钞机。
我信奉这一论断：艺术史只关注转折，不关注延续。
记者：似乎您这一辈的艺术家，艺术追求都是进美术史？
蒲国昌：这或许注定我们这一代艺术家就是个悲剧。现在的艺术家有更多的选择，活得洒脱得多。
■寻找区别南、北方审美的“阴刚之美”
记者：您是在四川出生，在北京受教育，最后落户贵州。怎么看待这三地对您作品的影响？
蒲国昌：在北京读书期间，我受到了几位老师的影响。写实技术上，得到了素描大家李斛的教益；艺术语言和革新的追求上，受黄永玉先生的影响。黄先生吃“杂粮”的胃口对我影响很大，我也成了“杂食动物”，吃“杂食”为我以后的作品摆脱“学院气”打下了基础。
北方有一股阳刚之美，但凡看过京剧的人就能感受到这一点。四川和贵州离得很近，但艺术气息却不同。川剧中的人物和情节，常常带着诡异的气息；贵州则带着憨厚的野性气息。同样是龙，贵州龙像肉虫虫，全然不同于张牙舞爪的汉族的龙。
就我而言，我是在北方的“阳刚之美”和南方的“阴柔之美”中，找到一种属于四川和贵州的“阴刚之美”，和北方、南方的审美气息区别开来。
记者：那您是怎样摆脱“学院气”的？
蒲国昌：我们知道，历代的中国画，都是把“书卷气”作为金科玉律的，并用它为标准品评高下。齐白石不一样，他把他作为一个木匠的气质和他的民间艺术禀赋揉进了中国画中，在某种程度上改编了中国画不食人间烟火的格局。
白石老人给了很大的启示，我的探索也是从改变中国画的气质与格局着眼的。恰好，生我的故乡四川，与我的第二故乡贵州就有一股独特的民间泥土气。专家同行也早早的看到，这股乡土的味儿恰恰是传统与现代艺术的交汇点。当年，贵州一批艺术家都傻乎乎的走乡土的现代艺术路子，最终成就了“贵州现象”。
★众人眼中的他
闻立鹏（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蒲国昌的画是他发自内心的东西。艺术有非常深的根。民间古老的艺术是整个艺术的根源，蒲国昌抓住了西南的根，贵州的根，这是他艺术的基础。
高岭（艺术评论家）：蒲国昌是一个重视自己内心感受的艺术家。他是一个内心非常自由、洒脱的人，通过自己来衡量、观察、表现这个世界，不再被年轻时候严格的学院派所束缚，不拘一格。他通过每一个关节和神经甚至每个细胞来感知这个世界。研究他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整地描述他的艺术。
田世信(著名雕塑家)：蒲国昌一直在革新，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东西。他不停地工作，不停寻找心里面需要的东西。近些年他的作品文人的东西更多了，这说明他的心更静了。
张建建（艺术评论家）：蒲国昌是自己证明自己。他有自己非常独立的诗学理论和艺术逻辑，这个是需要别人重新发现的。蒲先生是头脑清醒、情绪敏感、意志坚强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呈现出的匪夷所思的神秘感，我认为他既是一个独立的神经质的艺术家，也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楚的艺术思想家。
王林（艺术评论家）：传统文人画在今天已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保留系统，对于真实的现实中人，只是旧日梦境，过时的士大夫理想和文化优越感。蒲国昌入手水墨画就反其道而行之，走了一条由民俗化至现实化的道路。
★记者手记
他的自画像是一只大蚊子
在“蒲国昌工作室”见到蒲老，他带着一双黑色的皮手套。这双皮手套的“曝光率”很高，常常在蒲老的一些老照片中，与厚围巾一同现身。握手时，蒲老的温润有劲，不似八十岁的手。蒲国昌很爱惜他拿画笔的手。
或许，蒲国昌的手是除了他的心之外，最“年轻”的器官了。心手相应，他的画也一直保持着年轻的劲儿，永不老去。
在蒲老工作室，迎面的创作墙上挂着最新的两幅作品，都是体量巨大的大蚊子，一个个顶天立地，人是没法摁死的，但人要是被这蚊子叮一口，一定会有“切肤之痛”。著名评论家王林、管郁达一看到这蚊子，就对蒲国昌说：“这是你的自画像吧？”蒲国昌的微信头像，也还真是只大蚊子。
蒲老也画猫，他说他喜欢画很凶的猫，不可爱也不萌，没法被人当宠物玩。
皖公网安备 3401040270060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