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的回归 ——蒲国昌：1993—2013

　　从早期木刻中的“形式主义”语言探索，到近期水墨实验中“形象的回归”，蒲国昌从未停止过对观看的思考。对蒲国昌而言，真正的艺术就在于重新学会观看世界，而观看本身也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普通的视觉行为，而是一种肉身的形象表达方式。在他的近期作品中，观看本身更是其用来揭示和解释肉身概念以及与之交织的“形象”最具优先地位的论题。可以说，我们正是需要透过对观看活动中“形象的回归”这一问题的理解，才能真正进入蒲国昌近期艺术的核心，也唯有在对这些概念和论题真正深入的探索时，才能够重新认识一个全新的“观看”问题。
　　没有人能自由地想象艺术家的双眼，是否能避开他人的眼睛形象的凝视？只要有目光的相遇，人们就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种形象的交换。这种交换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着一种转换，一种换位，两种命运、两种视点的交叉换位。由此产生了一种共时的相互限制：你得到了我的形象、我的外表，我也得到了你的；你不是我，因为你能看到我，而我不能看到我；我所缺少的，是你所看到的那个我，而你所缺少的，正是我所看到的你。在我们相互间有所认识之先，我们越是反观自身，我们就越成为他者。
　　这样一种视看非由某一个作为主体的身体发出，不是一个主体的注视行为引起了视看，而是反过来，视看意味着身体落入到一个绝对的、不可剥夺地在先已有的场域之中。在此意义上，视看不再仅仅意味着目光的向外投射，不再仅仅意味着对于各种可感性质的占有，也不再是依据思想观念而将事物关联组织在一起。在观看中，身体不再是唯一仅有的定位者和固定的视点，观看本身并非依据身体的视角而展开，身体被卷入各种目光的交织之中。正是依寓于这各种目光的交织，而不是单一的注视的目光，身体在观看中所展开的不再是单纯向自身呈现的活动。在此意义上，蒲国昌把观看看作是一种“形象的回归”，朝向我们所未见的东西敞开，这是一种更具开放性的，而不是封闭性的身体意识。蒲国昌的观看意味着，获得通向一个基本存在的形象的入口，观看即是形象的“绽出”，即是“自然的目光”。这是一种独立于主流艺术史书写之外的视觉文化传统和更具文化抱负的艺术谱系。
　　身体与精神是一种“空间性”关系：身体空间是精神居住的空间，思想所支配的身体，对思想而言并非对象中的一个，思想并不从中提取空间的全部剩余作为附带的前提。思想并不依附自我，而是依据身体来思考，即把思想统一于身体的自然法则中。正如梅洛· 庞蒂（Maurece Merleau-Ponty）所说：肉体对于灵魂，是灵魂诞生的空间和所有其它现有空间的模式。身体世界是艺术奥秘的谜底，因为身体既是能见的又是所见的。所以，身体在看的时候能自视，在触摸的时候能自触，是自为的“见”与“感”。躯体领会自身，构成自身并把自身改造为思想的形式，这也许就是“躯体的悖论”。
　　艺术也同样如此。当蒲国昌创作的时候，他是在实践一种视觉理论：让事物从他身体里面走进去，灵魂又从眼睛中飘出来，到那些事物上面去游荡，因为他要在其中不断验证艺术家超人的内在视力。艺术家的“凝视”是一个生命的诞生和延续的过程，人们在创作的同时，就在寻找一种形象化的视觉哲学。这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凝视”，成为艺术家凝视世界的象征和自我生命的升华。肉体和艺术具有一种不解之缘，所以艺术总是一个有关笔墨、光线、色彩、质感的逻各斯，一个超概念的普遍存在的表现，一个通过表现肉身而传达不可言说思想的话语谱系。
　　艺术离不开视觉形象，但视觉形象之所以重要，正是在于“形象”本身是艺术家的洞察、观看生命的‘窗户’，是艺术生命的灵感通道，是艺术家与世界相交流的中介，又是艺术家灵魂的敏感性的测量器。
　　蒲国昌艺术中的“形象回归”实际上是一种 “本质的直观”和视觉上的冒险。 既然视觉的重要性脱离不开它与生命活动的联系，离不开它与不可见事物的联系，也脱离不开它与艺术创造的关联，所以，艺术家的观看，就应该像自由的生命那样，是毫无约束和毫无规则的。所以，真正的艺术意义上的观看，就是超视觉的观看，是‘非常态’的观看！正如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所说：“艺术并不像玩足球；越违反规则，就越能够更好地命中目标”。所以，探索艺术创作之谜的过程，就是通过感性、但又向感性之外进军的视觉探险活动，是借助于感性、但又超越感性向无底的深渊探索的游戏过程，是向反常规挑战的过程。
　　蒲国昌艺术创作对视觉观看提出了挑战性的问题。但是，向极其困难的目标挑战，正是对艺术家的一种极大的尊重，是对艺术家的极度赞美和极大期望。换句话说，唯有象蒲国昌这样的艺术家才有资格享受这样的荣誉，也唯有他们才有资格获得人们对他们报以极大的期望。

管郁达

　　2013年11月5日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