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梦一样，转眼已四十多年了，每当回忆起来，就好象是昨天发生的事。难怪有人说，回头看，人生走过来的路，几十年光阴好象就在一瞬间；向前看，哪怕是一年或几年时间，也感到向前走路漫漫，人的感觉器官有时也是难以理喻。
那是文革年代，也是一个造神的年代。只要你会画画，可以说大多数人都画过毛主席像。那时搞美术最神圣的工作就是画主席像，不论是临摹还是创作，都是政治任务，任何人都不敢对此有半点马虎。有少数人以此获得了荣耀，如刘春华的《毛主席去安源》；而为画主席像闯祸蒙冤，有的甚至下了大牢的，就比得好处的人多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画主席像的热度及其群众化的广度，甚至超过了中世纪宗教圣像画。只是它来得快去得也快，数年时间，随着营造了一幕幕转瞬即逝人间造神运动中偶像崇拜的文革闹剧结束，也就自行告退。可以说，我是一个亲身经历与走过来的人，文革期间，画过不少主席像，对我来说，既未得到什么大的好处，也没有由此受到任何伤害，这一经历还是比较平稳安全的走过来了。
从艺校回来后，约有近三年的时间，病痛的折磨、生活的困苦等一言难尽，有时也感到自己好象是从坟墓边缘给拽回来的。经过不间断的到医院与找偏方治疗等，到64年夏天，身体竟奇迹般的康复，原来几乎要残废的左腿也慢慢行走自如了。我的身体刚好，母亲却病倒了，在文革开始的那年去世，当时的情景，回忆起来至今内心还有丝丝隐痛。也是从64年开始，为了生计，我当过代课教师、做过保管员，打过各种短工，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仍然坚持了自学，没有丢下过画笔。
文革开始时，还在学校当代课教师，当时我自小生活的那个江南古老的县城，和全国一样，气氛使人感到好奇、紧张，又有点令人窒息。我没有参加过任何红卫兵组识，却私下约了一位姓曹的老师结伴去串连与长征，那时教师与学生都有资格跑，而我的目的是想见见世面，说白了实际上就是想出去玩玩。走了南京芜湖等几个周边城市后，我们来到上海，正是所谓的一月风暴兴起之时，到处是大字报，空中飞舞着洒的传单，汽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断的喊话、、、、、。在接待处住下后，随行的曹老师却意外的接到了勒令他回单位接受审查与交待的电报，晚上在满是地铺的大厅，昏黄的灯光下，他那沮丧的眼神，腊黄的脸我至今没忘。因他是国家正式编制教师，而我是代课教师，相对来说较为自由，就没有享受到这种可怕的待遇。后来我还在人民广场参加了批斗上海市委领导陈丕显、曹获秋的万人大会。不久加入四川大学一个串连队，从上海闵行出发，沿东海湾一直步行长征到杭州。在杭州住了几天，由于身体单，走不动了，就坐上火车北上，去了北京、济南等地、、、、、、。这段文革初期的经历，如果细细回忆，也发生过不少故事，由于篇幅所限就不想在此赘述了。
从外地串连回来后，我的工作就跳槽到城关服务队去了，那是一个瓦匠、木匠、电工、拉板车的等大杂烩的集体单位，有许多人是能工巧匠。给我的印象是这个单位里“四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也比别处多，每天早上在临街的大门前，个个胸前挂着一块硬纸板，上面打了一个红杠，写着四类分子×××，他们神态木然而沮丧，低着头排成一串要站上几十分钟，每个单位都是这样。现在的年青人也许不太相信，那年头就是这么邪乎，对人权的侵犯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小心翼翼，开会学习等很少说话，人们说我年少老成，自己现在的性格比那时要开朗得多。除了干点单位内的实事外，未参加过社会上任何派别组织，不是觉悟高，只是怕找麻烦，还想有点时间画画。 记得在炎炎盛夏，我只穿一条小裤衩，汗流浃背在小屋内完成过一组粉画《红卫兵长征》，其中有两幅被朋友带到上海，参加了上海红卫兵画展。还参考毛主席各个时期照片，画过一套《毛主席素描像》，有20来幅，这些画也不知搞到哪儿去了，至今一张也未留下来。那时候只要是大一点的单位，几乎都要出大批判专栏，行动不力头头就要挨批。所以经常有人找我帮忙画大批判刊头，有些是照报纸上发表的画，有时是自己想着画的，以大块墨笔勾得象版画，平涂几块颜色，红的最多，象王广义现在拍卖的这类大批判作品画过不少。
经过可怕的武斗，到部队支左、军管及三结合成立革委会，画主席像也逐步在国内风行起来。当时在这个县城几条街道较为空旷的路口，竖起了好多个近10几米高的大牌子，正面平整的钉着白铁皮（后来有的改用水泥）。由于我在当地画画有点名气，就成了画主席像的当然人选，这些大牌子主要由我和当地几位画友包下来画，当时是尽义务，没有任何报酬也觉得挺光荣。岁月已磨去太多的记忆，不过我还记得，画得快时，那么大的画七天时间就能完成，画得慢也只用十多天，而且是越画越快，越画越好，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全部完成。
不久，当地革委会领导派人来找我，记得当时我真有点害怕，还以为我画的主席象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外地画主席象出政治问题的事我也听说过。谁知见面后，革委会主任笑着说：“我们的主席像画得好，产生了影响，皖南山区的广德县向我们求援，我们决定派你去帮助画，怎么样？”听到这个话我释然地一笑，二话没说就表示了同意。 已是秋天，山区的景色真是醉人，印象中的广德县城不是太大，虽然经历了文革期间的混乱局面，但民风的纯朴依然。在县城中心地带，早就竖起了一座十几米高，面向东、南、西、北四个画面的水泥立方体。除我之外，还有广德文化馆的两位老师，他们比我年长，资历也比我老，在当地很有名气。他们是第一次画室外巨幅主席像，我因为已画过不少幅，经验丰富一点。其实这种按照片打格子放大的画，只要掌握整体色彩关系及其工艺流程，画起来不难，严格说来也不能算艺术，我有时将自己几乎看成是一位特殊一点的油漆工，只是画起来稍为有点累人。我们三个人一起，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将这四幅不同画面的巨幅主席像在国庆节前完成。县里还专程从南京购来高级灯具，国庆晚上灯火辉煌，映照得画面分外好看，满街都是人，一派节日景象。记得当晚，县革委会领导还举办了一个酒会宴请我们，现在想起来觉得挺好玩。
后来我一个人又单独完成了几幅。记得12月初的皖南山区，气候已经很冷。一天我正在忙着，一位年约50多岁穿着军大衣的人爬上脚手架，蹲在旁边看着我画，我侧目看了他一眼，长方形刚正有棱角的脸，长期被阳光晒成的古铜肤色，一个典型的上了年纪北方汉子。他见我注意到他，就亲切地笑着，用一种浑厚而沙哑的北方口音对我说：“不认识吧，我是张天增”。啊，张天增！这是在我们那个县呆过许多年的老县长，我小时候经常看到布告，印象最深的是打着红勾枪毙人的布告，下面总是签着张天增三个大字，现在看七品官是芝麻官，但在我当年幼小时的脑海中，他可是一个能枪毙人的大官啊。于是我就停下手中的活计，他与我交谈了好一会儿，谈话的内容早已忘记，但知道他后来调到这个县，文革初期受到冲击，现在是领导班子成员。离开时，他执意将自己身上的军大衣披到我的肩上，说天太冷，要注意保暖，军大衣他还有一件，并叫我一定要到他家中作客。几十年过去了，他那亲切慈祥刚毅的面容我始终无法忘却。后来的岁月我也曾接触过许多不同的官员，不论是大官小官，搞艺术的大多凭第六感觉，认为绝大多数官僚气十足，而他对我来说，感觉上是个例外，或许这也是一种情感上的偏见。
在广德最后一幅是革委会大门城楼上的主席像，画的就是北京天安门城楼现在都挂的那幅标准头像。为了赶在新年前完成，双层脚手架上按了好几个大灯泡，以便于晚上加班。那时，尽管全国经济建设已频临难以收拾的边缘，但老百姓是不知道的。从中央到地方，一会儿是最高指示传达不过夜，一会儿是革委会捷报频传，连这个小山城，也常常是锣鼓声、鞭炮声不断。最有意思的是，接连有许多个夜晚，我从脚手架上低头向前看，满街都是跳着“忠字舞”、唱着“语录歌”，缓缓游行的队伍。有人告诉我，当时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在合肥带着群众现在也在跳“忠字舞”，全国许多城市都在跳。唉！人的群体思绪一旦进入“愚忠”的状态，行为“疯了”也不自知。而我当时离“疯”也不远了，有点麻木与稀里糊涂，内心常常陶醉在人们夸我主席像画得好的赞扬声中，以此满足人性中那点可怜的虚荣心，现在想想，觉得真是可悲。 结束了在广德的任务，第二年开春，皖南一个有名的军工厂又通过县革委会请我去画了近二个月时间。经过一秋一冬和初春，高负荷不间断的劳作，使我身心疲倦，几乎累倒了。有人背后说我太傻，画了那么多大主席像，只拿那么一点点出差补助费。这是有原因的，首先是以本地革委会派出援助的名义，等于是一个政治任务，不敢不去，加上我对金钱的概念历来淡薄，因此倒未想过在经济上提出要求。在那个政治压倒一切的年头，相反，我画这么多主席像，连一次小小的纰漏也未出过，当时倒感到是幸运与值得庆幸的一件事了。
今天，一位过来人，当我以审视的目光，去看文革这翻过去已数十年沉重历史的一页，内心产生一种几乎无法言语的痛。回忆起来：当有熟悉的人不慎在大字报中将一“资”字写成“无”字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当有朋友被人检举对伟大领袖不忠被批被整而精神失常；当有人被揭发收听“敌台”而被判刑劳改；当伴着武斗的枪声，双方都高喊着口号“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有一些人饮弹身亡；当许多优秀的知识精英被批被斗，有人死得如此之惨；当国家主席都白发垂地而被活活整死、、、、、、，面对种种无法抹去的历史真实，我曾有过的那么一点点“愚忠”也早已瘫塌！当年经历并参与制造了那些事，至今还活着的人，不知你们现在是如何想的？自己的灵魂与良知，又该接受怎样一种拷问？！ 按常理说，自建国后亿万群众会过上好日子，走上幸福康庄的大道。可是由于对民生问题及经济建设与发展等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整天搞的是阶级斗争，尤其是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所有这些都让老百姓承受了过多的苦难！今天，我们常常将文革的责任归于某个人与某些人，后来我慢慢悟到，应该从中国文化的源头去寻找。几千年专制文化形成的“权力欲望”早已成为某种人性“基因”渗入于这个民族骨髓之中，长期“封闭”、“愚民”政策造成民众愚昧无知的“奴性”迎合，一旦过于集中的某种权力意志受到挑战，掌控者在年迈状态不佳的情况下，与“奴性”民众释放的对古今中外一切文化采用虚无态度的“发泄”相协调，一场亘古未有的闹剧就此开始，千年文化的劫难就在所难免。这是我对文革一点个人的看法与见解，一家之言，不一定都正确。从人性的角度，一切不正常似乎也正常，换成其他人也会这样，我们这块浸染了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土壤，任何长时间掌握权力的人物，都会脱离真实的“自我”，也很难走出“权欲”与“利欲”的捆绑，加上体制这一根本因素，难以诞生象华盛顿这样的开国元勋。就是今天，如果我们的民族整体失忆与失语，整个社会为某种因素所左右，又有红头文件的下达，一夜之间，也很难说不会发生不是文革的文革，我们这个民族真的是架不住再折腾了。
杭 法 基 2010年5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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