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论坛】朱发东：寻人启事

  朱发东：

  因为当时我在一个报社工作，每天都觉得很无聊，海南那个时候刚建省，我觉得会不一样。我对一些不确定的、未知的东西很感兴趣，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东西。

  主持人：

  在海南的那段时间，也是对自己身份的一个寻找和认知，您在海南岛的街头巷尾看到很多寻人启示的张贴，给您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当时您觉得您确定过什么？同时又对什么东西更加的不确定和怀疑或者是充满好奇？

  朱发东：

  当时在海口见到很多寻人启示，海南岛的人把这边叫大陆，从大陆去的人，很多都是不辞而别，或者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去哪了，所以家里人或者单位的人都到海南去找，在酒店、小饭馆、小旅店到处贴寻人启示，（其实我自己也是不辞而别，离开单位，也没有跟家里人说，也没有跟单位的人说）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大家好像都丢了，这些促使我有了很多的想法。

  其实现在看来什么都不确定，那时候好像什么都可以讲，后来又什么都不能讲了。到现在其实人也很难确定什么东西，因为你今天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所有的东西都是很难说的。我觉得艺术可能就是在这种不确定中发生的，不确定的东西才是需要艺术家去探索的，但是这个发现的过程并不是说你真的就能确定什么，也许只能到死的那天，其他的人才能确定。

  就像是你对一个Ipad或者对一个手机不断的说话，你面前并没有实实在在的人，这些东西是很奇怪的，这也许是很多事情都搞不定的原因。当然这种体验也是很有意思、很不可思议。

  主持人：

  我记得您说过，在现实面前，艺术挺无能为力的，现代中国整个的艺术圈子化或者小圈子化，您说与中国的互联网很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联系？

  朱发东：

  我是说过这个话，我非常不喜欢它的圈子，我觉得艺术应该面对更多的大众，与互联网很像，指的是国家对互联网的管制，实际上国际互联网被他们圈定了一个小的范围，他们觉得可以接受的或者对他们有利的，他们就可以让你看到。

  主持人：

  1993年做了这个《寻人启示》，在行为艺术史上可以说是大家绕不过去的一个作品，同时也为您的创作思路奠定了一个基调，好像你的作品跟人、跟价值、跟身份都围绕其中。1994年您做了新的作品叫《此人出售、价格面议》，这两件作品在思维上是不是有一些承接？

  朱发东：

  是的，首先做了《寻人启示》，这两个作品有很大的关联性，甚至很多人把《此人出售》也叫做《寻人启示》，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两个作品有共通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寻人启示》相对来说，我还是没有很走到前面来，但是《此人出售》是我自己直接走出来了，直接面对观众、面对看到艺术的人、面对更多的事情。

  主持人：

  您的作品出来后，蓝色中山装、帽子就变成了符号性非常强，它们代表您个人，就像您用您的名字来做作品一样，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服装或者这样的一个标志，是有什么样的考虑？

  朱发东：

  在中国，那个时候这样的行头是比较普遍的，很多地方都能见到大家穿的这样的衣服，我觉得它比较大众化、比较中国化。如果说行头或者是招牌式的东西，可能也是自然而然的。

  主持人：

  后来您又创作身份证系列的作品，同样这个作品命题也是跟身份的焦虑、价值有相关。我听到这么一句话说“如果可行，对一个人最残忍的惩罚莫过于给他自由，让他在社会上逍遥，却又视之如无物，完全不给他丝毫的关注”。特别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作品其实放在今天，或者是放在不久的将来也是成立的。您也说到过，这样的作品放到现在，您是不会再创作了，这是为什么？

  朱发东：

  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从自己的家乡去到各个大城市，身份认同是一个比较迫切的事情，等于是大家一个很焦虑的问题，所以应该破除这种身份的壁垒，破除这种户籍制，大家都应该平等的在这个国家里相处，只要是中国籍就足以。今天中国身份焦虑更厉害了，多少事情都跟户籍、跟身份证挂钩，甚至买房、买车无处不挂。

  主持人：

  1995年是挺特别的一年，因为从我们后辈来看说，这是一个行为艺术家经常提到的年份。当时的行为艺术的大环境，跟现在您觉得中国当代行为艺术的环境，这两者您感觉到氛围或者说是不同的地方、或者相同的地方、没有变的地方在哪里？

  朱发东：

  艺术家的作品其实改变不了任何现实的，今天中国人的身份焦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厉害，而且跟买房、买车等所有的事情都是连在一起的。比如说你到欧洲或者美国或者其它什么地方，你黑化，时间长了总有一天会有洗白的时候，但是在我们国家可能也许你一辈子可能都洗不白。

  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大环境，有很多地方变化都很大，言论自由等方面都不如过去了，退步很大。那时候需要大家见面抱团才能够生存下去，当时住所不固定也没有移动电话，大家都什么新的想法都是找地方一起吃饭、一起谈论，属于一个比较亢奋的阶段。其实90年代是一个观望的时代，不光是95年，整个90年代都是非常厉害、非常牛的。我现在不是很关心这几年发生的行为艺术，因为它跟社会、跟我们今天的公众生活，都没有产生多大关系，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所谓的行为艺术是不太值得关注。

  主持人：

  在1997年，您实施了打工100天的计划，就是以一个小时工的身份，上门为别人提供劳动力，并且换取应得的酬劳。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这其中对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跟人互动的一件事？

  朱发东：

  对我来说，这件作品在当时也是一种求生的手段，我希望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以艺术的名义，都是一件艺术作品，希望证明给大家看。通过打工这个作品，也证明了我自己，并且它也被认为是一个行为艺术的作品，而且它很有现实意义。我觉得一件作品如果离自己的现实太远，离今天社会的现实太远，而且不是自己有感而发的，就很没意义的。

  主持人：

  您也做了一件作品是《致敬90年代》，作为90年代的一个收官，或者说总结的一个作品，在剃满光头的头部上画满了红色的五角星。

  朱发东：

  是的，我觉得是一种告别，90年代是一种不好说的一个年代，既不可知又充满希望，很不可思议，我觉得是一个光荣的90年代。

  主持人：

  您刚才说到，艺术跟社会、跟环境、跟时代都是分不开的，包括艺术家跟环境、跟社会之间都是一个互相造就的过程。说起90年代，您用了“光荣”这两个字，那么《致敬90年代》，您这个“敬”致的是什么？如果说对现在从事艺术的年轻人来说，您认为有什么品质是需要他们去坚守的？

  朱发东：

  我觉得《致敬90年代》可能有一种很悲壮的感觉，而且90年代是充满政治意味的一个年代，所以我画了很多的五角星。这一代人将来怎么样，实际上是很难讲的，现在已经2016年了，我觉得一切都是不可知、不可预料的，不确定性肯定会伴随每一个人。

  主持人：

  朱老师在所有的艺术作品当中，行为艺术比重稍稍大一些，我也知道您在云南学习的就是油画，我们不如一起来聊一聊您的绘画作品。

  朱发东：

  实际上我的绘画从1991年就开始了，而且这些年一直在进行，只不过过去我的观念艺术、行为艺术方面更为大家所了解，1998年后，就更多地侧重于绘画了，后来油画更多一些，还有一些雕塑作品。行为艺术的作品更多的是受到别人邀请，不得不去做的，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做观念或者行为、雕塑还是绘画，所要表达的东西其实还是很类似的，因为一个人的大脑是有限的，你想的问题自然而然是有一条主线的。我经常看法制节目，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犯罪嫌疑变换各种手法去作案，但警察总能够从他的行为方式找到他的一个行为惯性，发现他的特点来，这就是人，人的大脑限制就在这里。

  我的这些绘画素材主要来源于互联网中关键词的搜索，我觉得这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我跟这个现实是密切相连的。

  主持人：

  我知道您其实也不希望把自己限定在一个行为艺术家，您也说过，艺术在整个社会当中，被认知的范畴其实不是那么的大，所以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把自己限制在这个行为艺术上。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只不过你运用什么样的媒介，都是根据这个道路来选择的。

  朱发东：

  我觉得您说的对，因为艺术本身的范畴就不大，如果你还要把自己限定在一个点，那就太悲哀了，今天的生活是非常多样的，艺术也是非常多样的，关注更多的事情，用更多的手段来达到自己要追求的一个效果或者自己希望达到的一个艺术上的想法。

  主持人：

  非常谢谢朱老师今天能够接受蝴蝶的邀请，在论坛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自己的作品，关于自己的行为作品和其它的艺术作品，在那个光荣的90年代，朱老师用“大家都很有奔头”来形容，包括1993年刚刚到海南，他就说他喜欢这种好奇、不确定性。在整个论坛的聊天当中，他多次提到无法确定，我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无常”，其实很多时候对身份、生活都是一种焦虑又替代另一种焦虑，一种欲望又替代另一种欲望的过程。而我们的很多欲望可能都是与我们自己的真正需求没有多大关系的，所以当我问到朱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需要坚守什么，他也说都是不确定的，而且最好的艺术还是要顺从自己的内心。

  今天是【蝴蝶效应】在过年前的最后一期节目，非常感谢朱老师的配合与观点，我代表蝴蝶论坛祝各位新年快乐，我们2月的最后一周再见。

  朱发东：

  谢谢主持人佳雯今天晚上那么辛勤的工作，做了多功课，多谢各位，祝大家春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