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救赎与水墨处境——孙佰钧之“以药入画”

身体救赎与水墨处境——孙佰钧之“以药入画”

身体救赎与水墨处境——孙佰钧之“以药入画”

日期:2017-05-27 16:53:47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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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青松 2014年

  艺术创作固然要解决艺术自身的问题,但是在当代语境中,即便是水墨这一传统方式,艺术问题也早已越出自身,进入观念视界,思考身体、心灵、救赎、处境等等精神议题。
  从语言学转向的现代艺术到社会学转向的当代艺术,经过了丹托的“艺术的终结”的重要转折。而在消费社会的肉身语境中,精神重建又成为更为当代的艺术问题。这种节奏的转换,在中国也只是近三十多年的事情。包括水墨艺术家在内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对此都不容回避。但论及此处,大多数当代水墨艺术家是要汗颜的。相比快速的艺术时代转换,同样的节奏出现在艺术家个体身上要困难很多。因此造成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不同艺术向度的混搭状态,分布在不同艺术家身上,或者艺术家个体的不同创作阶段。对于一心求变的艺术家来说,这也意味着有勇气去蜕变求生。
  孙佰钧的水墨创作,就经历了这个分外艰辛但十分可贵的蜕变过程。
  对于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现代艺术启蒙的中国艺术家来说,区别于传统遗老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传统,重新接续与西方现代艺术的关系,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李小山在当时那篇自信的《中国画的穷途末路》中,就极为偏执地鼓吹与传统彻底切割。这既反映了85’新潮美术的前卫精神,也暴露了时代的冲动和浅显。孙佰钧既震撼于八五时期谷文达的水墨先行,又念念不忘历史的来路。这种中和貌似少了激进,却有着持久的动力,使得他能长时间地推进自己的艺术理想,直至今日。
  孙佰钧与传统维系之处更具体地体现在他对水墨氤氲之气的感受和体验,特别是米家山水水气淋漓、烟云萦绕的情境,成为他身心同化之地,原乡之处。这是一种只属于个人的特别趣味,纵览几千年艺术史,孙佰钧远远地停留在那个江南烟雨迷离时刻,永远不能忘怀,使之成为一生血脉之源。
  然而它只能活在回忆中,活在艺术的复现中。今天已然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一切坚固都烟消云散了。经过现代化摧枯拉朽地粗暴征伐,大地与自然再也不是人类繁衍和亲和的母亲,反而成为索取和掠夺的对象。大至天地之身,小至个体之躯,大小宇宙的气场破坏殆尽。我们当下生活的基本处境衰败如此,废墟遍野。这也是艺术思考和创作的基本语境,时代意义生发于此,而非指封闭艺术系统中的风格传承与创新。对艺术家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认知:能否在艺术中直面生存处境,成为艺术精神性的重要尺度。
  孙佰钧敏感于身体的变化和反应,窥一斑可知全貌。他不会随声附和、趋炎附势,独立的身体不轻易就范于腐败的时代气息,暗暗生出一种对抗的力量。身体并非物理之形,而是精神之托,血肉之躯。孙佰钧原本身心同在的山水与身体,难以长时间地承受外在重压,终于产生了深深的疲惫和虚弱。此时,只有身体的感觉是最真实的,甚至是唯一的存在。世界和世界观依然宏大,但是在此刻的孙佰钧这里,具体化为脆弱而坚强的身体和个体意志。
  其实真正溃败的是时代的身体,几乎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而个体的身体之病患,却是在与集体之恶抗争中不幸染身的,但是它却由此映射了疾病的时代根源所在,问题所积。可以认为“身体即战场”,在身体战场上,正义与撒旦争战、厮杀,不幸的是,喧嚣之下我们生活在一个暴力、压迫、社会不公及身体和心理压力肆虐横行的世界。个体身体的战败似乎是必然的事情,但是个体的精神意志只能愈挫愈勇,愈败愈战。坚强的意志才是生命不屈的根本动力,孙佰钧面对活生生的身体现实,最真切的事情即是对身体的救赎,对自我的救赎。但它的意义却不限于自我,而是扩及至时代和世界的身体,以及对它们的救赎。
  艺术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依附于处境化的身体现实,随之而生而动。孙佰钧将与身体有关的形象和材料视为本真的艺术语言,转换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他把身体微观化到生命体的平面切片,其中有秩序或无秩序分布的各种生命体排列期间。如同从个体身体可以窥到时代身体的疾患,生命体切片也可以窥到整个身体的症疾以至时代之病理。沉浸多年,久病成医,孙佰钧长年以中药为法以治沉珂。当煎制中药时,温火慢熬,徐徐而成,空气中弥漫的都是浓浓的苦苦的中药味道,烟气缭绕,迷离之中竟有几分米氏云山之气。孙佰钧在医治身体的过程中找到了原乡的感觉,接续了历史文脉。他直接把中药姜黄汁残液用作植物颜色,纸上的每一痕迹似乎都是一次施治,一次救赎。触目视之,满纸云烟,水气淋漓。在他眼中,身体虽患,却并未失陷,依然自然平和、沉静如常,只是囿于时事暂时退养而已。
  生命体中,骤然会有些波折的线段使的画面忽然紧张起来,拉回到现实情境,那是关于心电图的图像记录。生命的节拍曾经如此危险和严峻,个中情势,只有当事者深知,因此才能在紧要关口感受到生命的意义,所谓向死而生。有意义的人生、精神性的艺术都必有过炼狱的经历,在其中容纳了极大的生命张力。只是它静默潜伏在药渍水迹之下,似乎祥和恒久如此,一种豁达、宽容的生命态度跃然纸上。显然,他对身体的救赎也是对心灵的拯救。身体若物常受侵蚀,心灵却须巍然不动,安静如昨。
  身体即战场,身体的意义在于反抗,反抗这个日渐堕落的时代。新的世界秩序的稳定与形成不再单纯依靠暴力和征服,而是在新“1984”即后极权社会的语境下以欲望消费的满足将每个人异化为标准化的身体,但以消费代替政治的肉身政治无疑将使个人更加堕落化,患上失明症,盲视当下的废墟现实。这是一个将个人标准化和堕落化的新秩序,其中最大的危险在于身体自甘标准和堕落,而丧失了反抗的勇气。
  艺术的未来就取决于如何应对这种新秩序。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和文化运动是形式和形而上的反抗,前者构成了现代艺术运动,后者掀起了左翼思潮和社会运动,但是这一切似乎都已烟消云散。新的秩序需要新的艺术反抗方式。呈现身体被伤害的废墟现实,以及身体意志的时间流变,是治疗失忆症的艺术目的。孙佰钧通过身体内在结构切片的呈现,实现了一种词源学意义上的反抗,即回到身体的本真状态和运动张力中,通过艺术表现来回忆和重现身体的现实情境。
  使艺术—水墨回到身体的真实处境中,正是孙佰钧一直努力去实践的。漫长的艺术史,为艺术自身编织了太多光环,由此形成了能够自圆其说的艺术叙事,但也导致了艺术思考的内限和自闭,以致有可能会遗忘作为人之存在的本真处境。只有抛开光环和盛装,才能由己及人,进而发现历史真相和新秩序的本质,确立艺术之所以然,承担应尽职责。废墟时代,唯有救赎之公义。孙佰钧以药为引,医身救世,胸怀天下,颇有神圣之象。
  孙佰钧的艺术处境化思考和救赎又何尝不是对艺术本身的拯救?我们不仅处在一个废墟时代,也处在一个艺术废墟的时代。当代水墨若无精神处境思考,只能沦为空洞的市场婢女。水墨由古及今,既要接续文脉,又须联通地气,以此进入当代语境。相对而言,身体和艺术的处境化经验及其救赎,要远比水墨的形式和材料创新更为重要。以药入画,救赎为第一要义。
  良药苦口,水墨经年,孙佰钧切身于现实存在,在身体的微观形态和意象语言中注入处境化精神体验,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其中显现的救世情怀,又在超验纬度俯视万象,挽艺术于浊世,修心志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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