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农民 记录农民

1979年，小岗生产队村头——旧面貌延续15年之久

1982年，大包干农业生产责任制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小岗人放开大步朝前走

1996年，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为招商引资项目奠基

2018年，小岗村民人人持有股权，由村民变为股东

一个多月来，摄影家汪强好忙，他早已从工作岗位退下了，却因着小岗村——这个与他的人生关联了40年之久的小村庄，来回奔波，几乎三天一趟。

“您都成了‘小岗村’的代言人了？ ”听记者如此一说，汪强连连说“不” ，“我就是跟着小岗村的村民们一路走来” ，“我是记者，他们是农民，刚开始的时候彼此相处还有点隔阂，长期相识，我已然是他们自己人了，一个不分土地的村民，我就是一个小岗村的摄影志愿者。 ”

摄影当为时代服务

汪强因为用镜头关注小岗村40年变迁而成为全国闻名的摄影家，今年还喜获第十二届中国摄影金像奖。他拍摄的《战胜贫困的小岗人》 《讨饭庄的孩子》 《快乐的小岗人》 《退休后的严俊昌》 《严家父子两代书记》 《人民代表严宏昌》等图片，从侧面反映了小岗人的精神风貌。

“为什么会一直拍摄小岗村？ ”“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小岗村？ ”汪强曾经无数次回答过这样的问题。在他的心里，与小岗村就那样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了，如果要究其根本，还是和心底那份对农村的情感有深厚的关联。

“我从饥饿的年代过来，那个年代农村的贫穷呀，现在用语言都很难描述清楚。 ”上世纪70年代，汪强初中辍学，在安徽滁县地区的京剧团做布景、跑龙套，后来又到地区文工团做舞美置景。他跟着演出团体到处下乡演出。“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破衣烂衫，房子很破，甚至连门都没有，也没有像样的床。在小岗村演出时，村民们哪怕饿着肚子，都带着满腔热忱观看演出。 ”汪强说：“演出团体的用餐，都是公社摊派到各家各户，集体供给。乡亲们自己吃的是烂菜糊糊，却会把自家养的鸡给演员们吃。 ”那种在饥饿、贫穷的年代仍然不熄灭的精神需求，让汪强至今为之感慨。

1975年前后，汪强常去小岗附近的小溪河、燃灯公社拍摄文化下乡以及凤阳花鼓女； 1979年又去小岗生产队附近公社检查乡村电影宣传工作，所以对小岗一带的乡村十分熟悉。1979年，他记录下了率先实行“包干到户”的18条汉子中的严立坤、严俊昌、严立学——他们站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交谈着，挥动的手势、眺望的眼神，透露出无畏的干劲。那时候的小岗村是安徽省出了名的讨饭村，汪强认为当年村民摁下“红手印” 、不顾生死的勇气，不是因为有多先进的思想，而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对生存的渴求。1979年，当汪强再次来到小岗村时，惊讶地发现“这里的庄稼长势太茂盛了，而且村民们的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了，家家户户都有粮食” 。

“我之前也喜欢拍摄文艺战士到农村送戏下乡、凤阳老花鼓女民间文化活动题材，那时小岗生产队没有名气，到1979年我才有意识地把镜头对准小岗。 ”汪强说，这个没有名的小村庄，因为丰收，开始被关注，但还是有很多关切的人非常茫然，疑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吗？汪强强烈的直觉引导着他：“我应该记录下来这里发生的一切，不管他们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他用镜头记录下一个个生活画面，没有“好与坏”的评价，只有客观呈现。蹲在田间的小岗人，也不害怕这位陌生的摄影人。“我当时就说：我们要放电影，过来看电影呀。他们看看我，我就随便拍了。 ”汪强感觉，当时的小岗村民还是有点忐忑的，因为大家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1980年以后，社会的大氛围一下子变了。这一年，汪强赶上《滁州报》复刊，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从那时起，他开始有意识地记录宣传小岗村的生活点滴，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 。上报的照片，都是要满足正面宣传的需求，拍摄大丰收、村民的喜悦、村庄新貌等内容。然而，汪强的底片里更多的却是当年无法发表的画面：国家粮库少，小岗人卖粮难；小岗人反对卖粮打白条等题材。

拍摄小岗村，汪强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成为摄影记者的他，接触到了更多的摄影观念和摄影技法，他也开始思考“小岗村该怎么拍” 。上世纪80年代，摄影人非常讲究摄影的艺术表达，诸如光影、构图等。汪强“随手拍”的小岗村纪实摄影看上去似乎太不讲究了。“我也尝试过艺术化地拍摄小岗村，但还是发现平实地记录瞬间就是摄影的本质，我记录小岗村的意义是让这些画面成为历史的存证。摄影还是要为时代服务的。 ”汪强说。

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到小岗村，从无路到有路，从靠两条腿到开汽车，汪强40年如一日风雨里来去。在今天看上去简单的一如既往的坚持，在汪强那里实际上也曾有过困惑，却没有放弃。他说：“我们要抱有一颗感恩的心，要感恩农民、关注农民、记录农民。 ”

“那个年代，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去拍黄山、拍花卉呀？既能拿奖，还能赚钱。 ”汪强说，“可是，我就想，我不能对身边的人和事视而不见呀——我应该去拍，因为我看到了中国农民走过的艰辛和苦难。 ”

他记录下了——1980年，家乡实行大包干后，逃荒的农民迈出了返乡的步伐，那些背着行囊、包着头巾的妇女长途跋涉，手中树枝做的拄棍支撑起她们疲惫的身体； 1981年，逃荒归来的小溪河公社农民在嘉山火车站等车回家生产劳动，大叔大婶们身穿满是补丁的厚棉服，很兴奋地在讨论着什么事情；1983年，粮食多了，国家粮库又少，粮食装不下，小岗村的农民用平板车满载着七八袋甚至更多的粮食，苦苦守候着；1984年，走出贫困、温饱有余的农民在踊跃参加一年一度的凤阳九华山传统庙会，农民们在商品交易会上选购家具提高生活质量，购买农业生产工具扩大再生产……

用镜头观察小岗村的过程中，汪强从一开始有意识记录一些重要节点或者大事件，到上世纪90年代后开始让镜头成为小岗村村民生活的一部分，更多地关心小岗村的人物命运、村民的精神状态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点滴。 “每家每户有什么事情就给我打电话，像谁家结婚了、生孩子、吵架了……我只要有时间，总会过来。 ”汪强说。

汪强主要选择记录小岗村18户人家中3户人家的命运——当年“摁红手印”的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会计严立学。在这3户人家中，他又重点追踪拍摄严宏昌家40年，记录他家的点点滴滴。汪强指着一张照片说：“你看，这是严宏昌的儿子。1983年的时候，他还是个毛头小子，现在已经是企业家了。 ”

如今的小岗村，家家户户都是小洋楼，有汽车，有的人家甚至有3辆汽车，和40年前相比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在汪强的照片里， 40年的变化一目了然。“小岗村的老朋友们看到自己过去的照片都不敢相信，都说怎么当年会这么土” ，汪强哈哈笑起来。

1998年的小岗村，又走在改革的浪尖上——在全国率先实行民主公选村委会主任。“村民徐家秀在外打工，没有拿到选票，当场提出抗议。 ”汪强记录下了这一激烈的场景，“这张照片反映出小岗村农民民主意识的觉醒。我记录这类场景比较多，这些镜头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 。

“摄影金像奖是对我的认可”

汪强40年深耕小岗村，拍摄的照片有上万张。一系列的展览，让他的名声越来越大。

1990年，“汪强说凤阳”摄影纪实展览在北京举办； 1998年底，“小岗大路”汪强摄影展在合肥举办； 2008年春，长三角媒体联盟主办了“汪强与小岗30年”专题展示会； 2008年底，安徽省委宣传部、省文联为汪强在安徽省博物馆举办了“小岗30年——汪强主题摄影展” ；2009年，汪强又受邀在人民大会堂展示了专题“小岗村严宏昌一家30年” 。

“很遗憾，那年发大水的时候，很多底片流失了，那些东西更加生动。我整理照片，也没有什么高标准，可以出画册就很好了。一本又一本，能够更加全面地记录这样一个典型又普通的村庄，我就很知足了。 ”汪强说。

在记者采访的时候，汪强已经获知自己获得第十二届中国摄影金像奖，他直言：“金像奖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和认可。 ”他说：“不断有人问我‘你拍小岗村那么多年，照片卖了多少钱呀？ ’一言难尽，我觉得不需要解释什么。这些年拍摄，我自己投入了多少资金、时间和精力，没法计算。我做的一切，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好了。 ”

今天的汪强走进小岗村依然很寻常，村民们不会因为他获得中国摄影界的重要奖项而和他保持距离，大家最为关心的是“你给我们拍的照片带来了么” 。虽然数码相机、手机摄影已经非常普及，汪强仍然是全村人最惦记的摄影人。“我的相机还是比普通的数码相机、手机摄影好呀。 ”汪强笑着说。而实际上，汪强的拍摄所具有的不同寻常的意义早已在村民的心里播下了种子。

最近十年，随着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进程，美丽的乡村在神州版图上如繁星闪烁。汪强说：“比小岗村更漂亮的乡村很多。不同的是，当年的小岗村如一声惊雷，今天的小岗村生生不息的是敢闯敢试的小岗精神。小岗村的村貌漂亮了，家家户户的房子都住不满，大家在物质上都富裕了。农民的意识变了，精神状态都很好，孩子们的教育也很好。 ”下一步，小岗村的发展朝哪里走呢？汪强认为，小岗村的村民更在乎的是新的精神追求，更多考虑的是小岗村下一代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超越前人。

如今，除了小岗村的村民们打电话找汪强外，他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全面记录小岗村的人和事了。在小岗村，汪强又有了一个新实践——尝试种植生产无农药化肥的菊花茶饮，他期盼着收成和上市，手捧着朵朵菊花，爱惜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