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崇正2020年秋季拍卖会
预展时间丨2021年1月5-6日
拍卖时间丨2021年1月6日（晚）-1月7日
展拍地点丨广州东方宾馆会展中心（广州市流花路1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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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何时有圆桌？
在流行共餐的中国，我们使用圆桌燕聚，是理所当然、再寻常不过的事了。但大家是否想过，我们使用圆桌的历史，其实并不久远。
广东崇正2020秋拍拍品 LOT 1712
清雍正/乾隆 粉彩西洋人物纹观音瓶
来源：纽约佳士得2008年9月17日LOT.513
出版：《岭南私家藏珍》，岭南美术出版社，2010，图版34
H:51.5cm
随便翻阅一下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里头介绍的各种明代以来的木作家具款式，桌案一类是没有圆形的，只有绣墩、花几、杌子，才会见到浑圆的形制。或者检索明代的绘画和戏剧小说的绣像，也几乎不见圆形桌案的踪影。个中原因，有待考证，而至于圆桌是从何时出现，又何时开始流行天下，从清代的图像和文献记载，不难发现一些线索。
清初绣像中的饮宴场景
《圣谕像解》卷二 康熙承宣堂刻本
翻查文献，我们几乎不能在清代以前的书籍中找到圆形桌具的记录，而自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圆桌开始被一些著名的小说刻意提及。如《红楼梦》第三十八回，两度提到贾府人围着“大圆桌”赏菊吃螃蟹。又如《蜃楼志》第二回有一句写到：“正说间，温商回家，特地进来看万魁，慰问一番，分付备酒压惊，摆上一张紫檀圆桌，宾主师弟依次坐下。”这句话中，作者特地点出温盐商在家招呼客人所用的是圆桌，似乎都在暗示圆桌是豪富之家才会使用的高贵家具。
《乾隆是一是二赏古图》中的圆桌
翻阅雍乾年间一些著名文人的集子，圆桌也不时被提及。暂就所见，著名戏曲作家黄图珌，专讲文玩饮馔的《看山阁闲笔》，书中卷十图文并茂地介绍一系列自觉脱俗的家具，其中就包括一张圆桌。扬州八怪之一的吴聘、经学家钱大昕，他们都有吟咏圆桌的诗作传世。与和珅关系密切的吴省钦，也曾提到自己曾收受一位官员馈赠的圆桌。
这些士大夫的诗作，无不在讲述自己使用圆桌的体验。由此可知圆形桌子在雍乾年间，是颇为奇特的新事物。如钱大昕《圆桌》诗开头写道：“曾记瑶台聚八仙，模棱新样阿谁传。”这两句诗在说，过去人们饮宴聚会，都用八仙桌，即方桌，而眼前这种没有棱角的圆桌，样式新颖，到底是谁创制的呢？学问渊博如钱大昕，竟然也不得其详。
黄图珌《看山阁闲笔》卷十
当时出现的新款饭桌具体是什么模样的呢？根据《看山阁闲笔》所画，是一张独腿圆桌，图说称：“一木高擎，盘旋如磨。噫，此亦中流砥柱之一法也。”而吴聘诗中也提及“先天有象擎孤柱”，皆指出这类圆桌是独腿擎天。再根据钱大昕诗中“让坐无妨左右旋”一句，似乎在说桌面还能随意旋转。至于吴省钦获赠的圆桌，还是可以随意折叠的。士大夫们对新事物充满好奇而不求甚解，但根据上述描述，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独腿圆桌应是来自西洋。
Lot.1712 展开图 局部
这类独腿圆桌在当时也出现在外销西洋题材的图案之上。较为典型的就像题图中这只经海外回流的粉彩西洋人物大瓶，高达51.8厘米，阔口、溜肩、长腹，造型颇有明末清初筒瓶的遗意，其胎釉、彩料和绘画风格则充满雍正民窑特点。早期釉上彩料多使用进口珐琅料，瓶上胭脂红和翠色发色明艳，质地透亮如玻璃，正是那个时代釉上彩的特色。瓶身正面绘有西洋人物行乐图。主画面是一对衣着光鲜容貌怡然的洋人夫妻，身后的少主步趋相随，前面则是一位躬身回首正在察言观色的女仆。从人物高颡深目、曲发隆鼻的形象，可知他们是西洋人，尤其是男主人头上佩戴的黑色三角帽，这是17世纪后期开始盛行欧洲的男性冠饰。至于人物的衣着和纹饰，则完全依照中国传统戏剧人物的打扮来模拟西洋人物形象，像是男主人棕色的绑腿，其原意大概是想表达主人正穿着一对黑皮长靴。清代自立国之初就颇重用西洋传教士，并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达至顶峰。皇帝对西方科技文化充满兴趣，宫廷里流行各种西洋新奇事物。雍正皇帝甚至头戴假发、身穿洋装命人画像。故宫传世的珐琅器具，许多绘有西洋人物风景。本品瓶身所绘西洋人物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
本品构图时代特征明显
参考耿宝昌 《明清瓷器鉴定》雍正纹饰示意图一
至于人物背后的场景点缀，使用了康熙以来流行的博古纹饰，是典型化了的士大夫书斋摆设。这只瓶子图案构图，与雍正外销名品——粉彩锦地三娘教子图盘十分相似，只不过人物换成了西洋人物。三娘教子图盘的常见构图一般会在女主人身旁绘画一座湘妃竹香几。湘妃竹几案流行于雍正年间宫廷，这在雍正《十二美人图》中多有体现。而该瓶构图上，为了契合西洋风格，则把湘妃竹香几改成了一张西洋独腿小圆桌，从台面陈列的铜瓶和香炉，可知正是被视作香几使用。
Lot.1712 背部
至于中国人使用这类西洋风格独腿圆桌的图像资料，则可参考清代各种描绘中国风俗的外销画。但在18世纪的纸本水粉画中，无论园林、市井还是家居场景，也还不多见圆桌身影。直到在19世纪的通草画上，圆桌才大量出现在描绘中国人生活的场景当中，制作形式也日趋多样，从西式的一腿三足，或独腿加圆座，还有镶大理石四足加圆脚枨圆桌等等，表明圆桌在当时已蔚然成风，至少在广州地区已成为普遍使用的家具。
晚清 通草画中的会餐场景
斯德哥尔摩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藏
圆形桌具除了作为香几，还可作为书案（广州博物馆：《广府旧事》，第70页），或是大型的饭桌。伊凡·威廉斯著、程美宝译编的《广州制作：欧美藏十九世纪中国通草画》，收录了斯德哥尔摩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所藏的一张通草画，画中五男五女围着圆桌宴饮，每人各一副筷子勺子酒杯，正中摆放着八道菜肴，两名仆人左右侍候。这和我们今日的多人圆桌饭局，已无多大差别了。
Lot.1712 展开图
1736-38 荷兰东印度公司订制名品
广东崇正2020秋拍拍品 LOT 1671
清雍正 粉彩持伞美人图盘
D:23cm
本品持伞美人图案是18世纪外销瓷中的名品。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等皆有收藏，并时作展出。该图案的特殊意义在于见证了18世纪航海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传奇历史。
自画像
Cornelis Pronk（1691-1759）
持伞美人的图样设计来自18世纪荷兰著名画家Cornelis Pronk的手笔。雍正十二年（1734），荷兰东印度公司高薪聘请Cornelis Pronk设计餐具、茶具、花瓶纹饰。图样绘成之后，由东印度公司的海舶寄送到荷兰在印尼的殖民地巴达维亚，随后再将图样分别送去中国广州和日本长崎当地工匠按样烧制。持伞美人是Pronk瓷器设计作品中唯一在中国和日本同时两地烧制的图案。
持伞美人图的水彩画样
从现藏于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Pronk的设计图样，可知持伞美人图案在设计之初，仕女的形象便是头上盘髻，大袖宽衣，明显是在意模仿东方情调，至于仕女身旁的琵鹭（spoonbill）和流苏鹬（ruff），则是尼德兰的本土禽鸟。
Lot.1671 局部
当Pronk的设计去到中国和日本匠人的手里，中国工匠绘出的持伞美人无论容貌和衣着更为接近传统的仕女，若不是翻查背景资料和观察鸟类，人们也许不会认为图案出自西方人的设计。日本烧制的持伞美人也被本地化，成了穿着和服的江户美人。持伞美人图瓷器制成回到欧洲，大受欢迎，从此成为了热销的名品。此后欧洲私人瓷器商一直保持来华订制相同纹饰的瓷器。如今可见的外销持伞美人，包括了早期的粉彩、青花、以及乾隆年间的青花红彩描金。而其图案，到了18世纪晚期，变得更中国化，图案中的禽鸟和芦苇，甚至被画成了仙鹤和松树，赋予了传统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由于持伞美人纹饰在西方太深入人心，所以即使是在大航海时代结束以及西方制瓷业崛起之后，持伞美人仍作为经典纹饰不断被复制生产直到整个19世纪。
清雍正 粉彩持伞美人图盘
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本品以粉彩绘图，胭脂红彩作锦地，八面开光，使用彩料有玻璃质感，特别是胭脂红彩和蓝彩非常透亮，特别是如蓝宝石发色板的蓝彩，是进口材料，《景德镇陶录》称作“法蓝”，和清中期景德镇粉彩不同，是早期的粉彩作品。而且本品图案如华盖、仕女衣着和动作都非常接近Cornelis Pronk设计原有样，尤其是代表尼德兰风情的琵鹭（spoonbill）和流苏鹬（ruff）依据图样逼真地重现。本品与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所藏的粉彩持伞美人图盘纹饰最为接近，几乎同出一炉。而台北故宫、广东省博所藏青花矾红描金者，人物及禽鸟描绘给予简化处理，可知时间均较本品晚出。
清 乾隆 五彩持伞美人纹盘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江户时代 有田窑 五彩持伞美人纹盘
大坂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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