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与人物】王心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北齐勘书图》的图式结构还原与考释
日期：2025-02-14 11:35:16 来源：美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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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就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北齐勘书图》（绢本白描），参考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北齐校书图》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会图》，整理画卷中的题跋、印鉴，比较诸本作品的图式结构，确认它们在图式结构上的异同及关联性。
The author on the collection of the Taipei Palace Museum in BeiQi Scholars Collating Classic Texts (white on silk), as well as reference to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collection of BeiQi Scholars Collating Classic Texts and the Taipei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of the Gathering of Scholars, by collating the inscriptions and seals in the scrolls and comparing the graphic structures of the work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ir graphic structures and their relevence are confirmed.
Keywords BeiQi Scholars Collating Classic Texts; Bai-miao painting; ancestral text; exami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1982年，金维诺在《访问波士顿——欧美访问散记之二》〔1〕一文中介绍了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收藏的《捣练图》《古帝王图》，并详细介绍了该馆收藏的《北齐校书图》。此后，国内学界开始关注此作，相关文章有莫阳的《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北齐校书图〉考略》〔2〕、顾涛的《魏晋以降的礼俗与观念变迁——从〈北齐校书图〉中的坐姿说起》〔3〕，王汉、肖力的《〈北齐校书图〉补全》〔4〕，徐锦顺的《〈北齐校书图〉研究》〔5〕等。该作品是一件流传有序的名作，曾被多人收藏过，是历经时间“层累”的画作，流传过程中留下的各时代的题跋、鉴藏印、文献著录与画作成为一个整体。现存以“校书”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多以“勘书图” “校书图”“文会图”为名。除却为大家更熟知的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北齐校书图》外，另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一卷绢本白描本，也被记在杨子华名下，题签为《北齐勘书图》。为使观者易于区分两个版本的画作，另更便于阅读，下文中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本记为《北齐校书图》，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记为《北齐勘书图》。另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会图》，主题亦与此相近，也成为可参照理解的一个材料。本文重点并非讨论这几个版本艺术价值的高与低，而是尝试通过对于白描卷的深入分析，确立此白描画稿在该绘画主题中的功用以及价值，以及比较这几件画作的题跋、印鉴与著录文献，了解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地位与艺术价值。
图1 [南北朝] 杨子华 北齐勘书图 绢本水墨 25.5×146.8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北齐勘书图》（图1），为绢本水墨白描，纵25.5厘米，横146.6厘米。画中分为两段，前半段绘主仆十一人，四人坐胡床上，前段空间二人呈现互动关系，背对观者之人以手相招，而面对观者之人呈推拒状。在二人后侧，一人侧坐于胡床之上，一手持卷，另一手提笔，似在书写。胡床另一端有一老翁，似听见二人在争论，嘴角含笑，停下手中书写动作转而看向争论二人，胡床上放有笔墨纸砚、古琴、酒杯、投壶，七名仆从或持懒几、或拥隐囊、或提酒壶、或手捧酒杯，将四人围在中间。画面的后半段，两架胡床相对，榻上人或低头沉吟或托腮沉思，神姿各异。画卷卷首题签“北齐杨子华 直阁将军员外散骑常侍”，直阁将军是杨子华的职位，卷后有黄伯思行书题跋：仆顷岁尝见此图别本。虽未审画者书名。特观其人物衣冠□□□相杂……有执□者如意而沈思者数辈……政和丁酉（1117）岁八月五日武阳黄伯思长睿父于楚州衮华堂观黄伯思（1079—1118），字长睿。他于北宋政和丁酉年即政和七年（1117）在楚州（今江苏淮安）的衮华堂中看到这幅作品。题跋中黄长睿提及曾见过其他版本的此图，以及他在洛阳所见王氏版本上亦写有“北齐勘书图”。在此段题跋中出现了“此本”“未审画者主名”“别本”“王氏本”等字眼，由此可推出当时除却这两本之外还另有其他版本的“校书图”流传，即至少在北宋时期有超过两版校书图传于世。黄长睿称这些版本为“宜其模矩乃尔”，即黄长睿认定他见到的两版为“模矩”，可推测两本所绘图式极为相近，因黄长睿是先见到“王氏本”之后再见到此刻手上这一版本，方才明白这是同一个祖本流传的不同版本。黄氏就这本所见认可了阎立本称杨子华之画简易标美的评价。黄伯思另在所著的《东观余论》卷中记录了他题跋的这段文字，所言“启轴隐几而仰观者”“特观其人物衣冠，华虏相杂”“有执卷搘如意而沈思者数辈”等描述，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本图式结构较为吻合。则黄伯思文中所记录的“他本”有可能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本和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本有共同祖本，或后两者皆为后人参照这个“他本”摹写而成。而题跋中的“第它本尚余两翕”之语，因缺乏其他参照，不知此“两翕”应对何两本。除此，其他文献中提及“勘书图”者，又见周密的《志雅堂杂钞》。其中有关“勘书图”的记载如：“除日人以十四轴来观，尉迟乙僧天王小像、郭祐之物好，胡瓌啖鹰图、元伯几物绝妙，张萱乳母抱婴图佳，韩滉归去图、双牛佳，踯躅孔雀平，勘书图元康二印平，范长寿醉道士图好，邱文播渡水僧弱，击壤图古楞迦罗汉古，居策鹰只有一鹰，系外来王驸马长江远岫平北方之物，杨光庭大力菩萨变相雄伟。”〔6〕这段文字谈及其他作品均为就绘画作评价，到“勘书图”则评价的是“元康二印”，而非绘画内容，这是颇为古怪之处。文中亦未提及此为何人何时所作的“勘书图”。笔者考据历史上与“元康”相关者，一是西汉宣帝刘询使用的第三个年号，因“勘书图”主题讲述的是556年北齐文宣帝高洋校书一事，与此不相合；另一“元康”为陈元康（507—549），据唐代李延寿撰《北史》记载：“字长猷，广宗人也。”〔7〕亦与故实时间不符。再者，《广西通志》记载唐时有高僧“白鹿禅师，桂人，姓张，名元康……明皇嘉叹，赐住持安国寺，明年驾复，幸时集沙门凡五百人，以外国所贡白鹿示之，鹿到师前跪伏，遂以鹿赐之，号白鹿大师”〔8〕。未见此“元康”与画作有可联系处，可忽略。周密记录的有被评价为“平”的“元康二印”不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本和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本，显然另有所指。画题“北齐勘书图”通常被认为是北齐天保七年（556）齐宣帝高洋诏梵逊校订群书的情景记录。“勘书”（亦称“校书”）主题由来已久，除了传为杨子华绘制的《北齐校书图》外，现在传世的还有五代南唐画家王齐翰的《勘书图》（现藏于南京大学）、清代画家王翚的作品《临燕文贵勘书图》（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及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南宋佚名画家所绘的《勘书图》、明代画家王绂的《勘书图》、五代时期画家黄筌所作的《勘书图》（此本存疑待考）。七年，诏令校定群书，供皇太子。逊与冀州秀才高干和、瀛州秀才马敬德、许散愁、韩同宝、洛州秀才傅怀德、怀州秀才古道子、广平郡孝廉李汉子、渤海郡孝廉鲍长喧、阳平郡孝廉景孙、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开府水曹参军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书召共刊定……太常卿邢子才……故国子祭酒李业兴并是多书之家，请牒借本参校得失。秘书监尉瑾移尚书都坐，凡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遗阙。〔9〕由上文可知，北齐勘书事件是因“时秘府书籍纰漏者多”，为皇太子学习便利，由齐宣帝高洋任命以梵逊为首的十二人于天保七年（556）为皇太子学习而勘校群书，即与国子祭酒李业兴等大臣家中之书相互比勘。由齐宣帝下诏勘书事件的描述可知，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是有名有姓的梵逊、高干和、马敬德、许散愁、韩同宝、傅怀德、古道子、李汉子、鲍长喧、廉景孙、王九元、周子深十二位学士。勘书图王氏跋，一○右一卷，相传为唐文皇训子图，阎侍中立本画，元故恒阳文正王手定为神品第一。图中隐几而坐者，天颜肃穆，目力注视奕奕有生气，童子娟好静秀，展卷畏笃。一武将拱立丰下而谨若不敢肆者，然可想见其寒旗挟将之力，余一侍童二介士，皆各得其意，上有宣和殿印，初翳若雾余令善工洗之，则朱色隐透光彩射眉睫间，而器物之妙绢，素之精断，非后人所能赝者。文皇面赪而虬髯，挺发可畏以故世称之，曰日表，曰髭圣今像颇不甚合且尔时教承干，则不应命立本图教髙宗则已，长亦似未通，而余又尝考宣和画谱，立本所遗无此图，仅有伪蜀黄筌勘书图二卷，此岂其一耶，盖宋初诸降王中，惟孟㫤有天人相见，于花蕊夫人所供，其童子为元喆武士为赵廷隐而当时进御者以胜国，故不敢具其实。故目之为勘书图，理稍近耳第其冠服类六朝，不甚似五代，则有未可晓者。〔10〕上述文字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出现，不同的是出现在唐阎立本《唐文皇训子图》题下：“右一卷相传……姑阙以俟精览博识之士 弇州山人稾。”〔11〕由此可知在明清时期学界关于阎立本的《唐文皇训子图》与《北齐校书图》之间存在误读混淆的情况，笔者认为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唐文皇训子图》现无遗存，其次源于《勘书图》有多个母本。按东观余论，有北齐勘书图跋云是杨子华画……宣和帝不妄署果孟？彼时，必有人识之，今既衣冠类六朝，北齐图又云有数本，然则当是黄临杨简略本耳。〔12〕 由上文可知，其一，据史料记载，阎立本画过《勘书图》，而《勘书图》和《唐文皇训子图》之间曾被前辈学者混淆。其二，明代孙鑛认为有黄筌伪作《勘书图》存世。其三，杨子华与《北齐校书图》相关是由于《东观余论》所记述得出的结论，北齐校书图有数本，而母本的样式未知。唐阎立本，诸夷职贡图、女孝经、北齐勘书图、西旅献獒图、锁谏图布。北齐勘书图，绢素不细密，人物五寸许，衣褶简淡而气运完足，此初唐人遗法也，拖尾者数人，而著名者陆放翁范致能也。〔13〕勘书图，绢素颇粗，卷长四尺余，人物半尺，计十二人，无布景无泉石，衣褶古而气运厚，接唐人脉络者焉，或谓之阎立本良以立本北齐勘书图。〔14〕根据以上两段文献可以推测阎立本确实画过《勘书图》，“绢素不细密，人物五寸许，衣褶简淡而气运完足，此初唐人遗法也”和“绢素颇粗，卷长四尺余，人物半尺，计十二人，无布景无泉石，衣褶古而气运厚，接唐人脉络者”两段说法有相通处，将两段文字结合可推测阎立本所画《勘书图》所用绢素不够细密，卷长四尺余，共十二人，人物高半尺，背景无布景与泉石。除人物数量不同，这与现存的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本《北齐校书图》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本《北齐勘书图》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处，亦可见现存世《勘书图》应与阎立本的《勘书图》在图像上有相关性。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传为五代时期画家黄筌所作的《勘书图》，虽题名同有“勘书”，但背后的概念已经发生转变。勘书系列作品大体上分为四类，第一类以杨子华《北齐校书图》为母本，以齐宣帝下诏为太子勘书为主题。第二类是以黄筌所作的勘书图为母本，以韩愈教子典故为主体。第三类是以《挑耳图》改名为《勘书图》，宋徽宗赵佶钦定，以现藏于南京大学的南唐王齐翰所绘《勘书图》为代表，展现高士在勘书之余惬意掏耳，耳聪目明，以达洞若观火之境，画面中文人白衣长髯，袒胸赤足，坐于书几前，左手扶椅，右手做挑耳状，神态怡然自得。书几上有摊开的书卷，一书童于几旁侍立。身后三叠屏风，上画青绿设色山水。屏风前横一长案，上陈卷帙。第四类是以山水为主题的“勘书图”作品，如王绂、王翚等，尤其是清代王翚假托燕文贵之名所绘制扇面的《临燕文贵勘书图》，由画题名可推测北宋燕文贵可能画过此类作品。笔者推测此类源于第二类黄筌所作勘书图的后世仿本，尚待考证。虽有种种，亦可见“勘书”主题经久不衰。综上所述，根据现存文献所提供的线索来看，勘书图共分为四大类，每个种类背后的寓意和概念皆不相同。上文通过追述文献中记载的勘书图，试图推测出北齐校书图原本的样式。上文只是通过记载文献得出的联系，这种联系并不十分可靠，那么，是否能够根据现有论据推测祖本图式结构呢？
上文从文献中梳理出阎立本所绘《北齐校书图》的画面情状“绢素不细密，卷长四尺余，人物共十二人高半尺，背景无布景与泉石”，与此记载相合的图像资料目前并无发现。那么，如何从现有的文献资料与图像资料推测出这一主题的母本样式呢？目前学界关于《北齐校书图》的研究重点主要在作品真伪与创作年代上，而由上文可知“勘书图”已经成为一种图式。那么该图式从何而来？多相参照，同被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传为丘文播的《文会图》（图2）与《北齐勘书图》以及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北齐校书图》的图式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图2（传）[五代十国] 丘文播 文会图 绢本设色 84.9×49.6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丘文播者，汉州人也，后改名潜，攻画山水、人物、佛像、神仙。今新都干明禅院六祖、汉州崇教禅院罗汉、紫极宫二十四化神仙皆文播笔，见存其有花雀，文播男余庆画。〔15〕丘文播，四川广汉人。又名潜。初作释道人物，兼绘山水。约活动于10世纪中期，擅画佛道人物，此《文会图》为高士夏日聚会情景，画四人坐胡床，或展卷阅读，或持笔书写，旁有男女侍者持几、捧茶随侍。旁配树石，增添园林之趣。本幅画作无作者款印，旧传为丘文播之作。然当依稿描摹，从图式结构出发分析此《文会图》与《北齐勘书图》《北齐校书图》，结合线条白描稿（图3），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图3 文会图式比较示意图 笔者绘
（一）三本中的胡床图式较为相似。如图所示，笔者将此二图用白描的形式等比绘制再进行比较。相较于中国传统绘画其他母题的矫正与修饰，三本中的人物特征几乎相同。通过更细致比对之后可发现侍女所站的位置有平移的现象，故而推测这三本中的人物可能出自同一粉本。《文会图》以人物为主体，将此次文会场景放置于松石掩映之间，前景用淡墨勾勒出山石，胡床上的人物与《北齐勘书图》《北齐校书图》中的图式结构完全相同，四名文人或盘坐于胡床之上，或回头交谈，或凝神于手卷之上，或静观于榻，俯仰交谈之间意象油然而生。（二）三张画面中的白描线描稿之间关联性极强，白描线稿作为画面的底本，决定了整个画面的结构。《文会图》与《北齐勘书图》《北齐校书图》中呈现的线条走势、占据画面整体比例与位置基本相似，但从笔墨的艺术审美角度来看，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本《北齐校书图》明显高于其余两本，线条更为流畅，勾勒间气韵流转，审美价值极高。（三）丘文播的《文会图》与《北齐勘书图》《北齐校书图》最大的区别在于画面上的树石。在《文会图》的上半部分，画家用笔墨皴染出树干与山石的轮廓，中锋用笔勾勒出树叶的形状，整体树石呈现向上的趋势。此外，主体人物组合中省略了位于画面左侧的两名侍女，但省略侍女对整个画面的完整度并无影响。由上述三点可知，《文会图》的主体人物部分与《北齐勘书图》《北齐校书图》极为相似，《文会图》中的勘书场景与《北齐勘书图》的场景部分相合。台北故宫博物院本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本勘书图，除却可确认的画面四人坐于胡床之上的那段画面，白描版本较之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本多一榻，少右边独坐校书者。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本则多了三人两马。为进一步深入探究画面之间的关系，笔者将《北齐勘书图》《北齐校书图》以线描稿等比例形式绘制图4，可见其图式结构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图4a《北齐勘书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本线描图 笔者绘图4b《北齐校书图》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本线描图 笔者绘图4c《北齐勘书图》《北齐校书图》线描稿叠置图 笔者绘
（一）两本中胡榻之一以及榻旁侍女，士人造型图式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如若将两张绘画中关于其中四人一榻的线描部分重叠对比，两本之间人物的动态、衣褶走势高度一致。在微小之处不一致，如在榻上果盘内的水果种类和数量上有出入；背对观者呈跏趺坐的儒士的脚和古琴的空间前后关系两本处理的方式不一致以及侍者所拥隐囊的装饰纹样的区别。倘若将四人为参照标准，将两者重叠会发现，两本的画者似乎是以祖本图式结构为基础，在画布上对之进行位置水平上下以及等比例放大缩小的描摹。笔者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本的手绘白描稿调整至红色，台北故宫博物院本调整至蓝色，将两者放置于同一图层，可清晰直观地显示两者之间极高的相似度，如图4所示。（二）两本中的人物若以观者的视角是衣着与身体呈现空间遮蔽的状态时，画家用同样的方式绘制，台北故宫博物院本中出现的另外一榻七人的场景并未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本中出现，通过两者对于人物身体结构与衣纹结构的处理方式上来推测两者具有密切联系。以同样的细劲线条勾勒外部轮廓，在外罩衫之内，画家根据人体形体结构走势绘制。（三）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本宽度为27.6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本宽度为25.5厘米，两者的宽度极为接近，前者比后者要宽2.1厘米。但仔细观察白描本两榻旁的侍者脚与画布底边的距离可明显发现白描版的人物构图偏下，两者从画面线描稿的角度对比应当是相差无几的，此结论也是基于数据和观察推测而成，因两本现被收藏在不同美术馆，故而不可能并置比较，愿今后有机会能够将两本并置展出，当会向观者更清晰地呈现两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四）两本中的部分道具。侍者身上的细节线条走向呈现一致状态。综上所述，通过对于画面意义相同部分的四点梳理，可大胆假设：两本中榻上坐四人的部分是出自同一祖本。丘文播的《文会图》与《北齐勘书图》《北齐校书图》从图像描述内容角度对比，最大的差异主要集中在《北齐勘书图》《北齐校书图》均未表现背景，而丘文播的《文会图》中则出现了丰富的与人物相映衬、处理较为自然的树石背景。在树石图像的具体表现上来看，是画家依照人物组合的整体状态绘制而成，若将树石背景从画面中隐去只留人物部分，进行对比分析，如图5所示。
图5b《文会图》与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齐勘书图》线描对比图示 笔者绘图5c《文会图》与台北故宫博物馆本《北齐勘书图》线描对比图示 笔者绘图5d《文会图》与《北齐勘书图》《北齐校书图》线描对比图示 笔者绘
将《文会图》人物线描稿与《北齐勘书图》《北齐校书图》线描稿放置于同一平面中，两者从图式、内容都呈现出极高的相似度，由此可推测丘文播的《文会图》与《北齐勘书图》《北齐校书图》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此图式或在历史上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模式结构，被众多画家认可。若将三张绘画中出现两次的人物留下，那画面就会成为左边三名侍女，中间胡床上有四名文人后有两侍女立于不远处，胡床右侧立有一侍者背对观者面向胡床。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春宴图》，旧题为“唐人春宴图”，画十八学士宴会场景，此作人物姿态各异，整体构图繁密而不乱。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本《北齐校书图》比较，若将视线聚焦于画中的局部画面，则如图6所示：其一，两图中的马匹动态及人物动势较为相似。两本中的人物皆呈现站立姿态，两马的马身皆呈现侧立状，马头看向画外，马的视线由画内向观者偏转，且战立在马后的两名侍者皆呈现1/2侧脸面对观者，在两马之前的侍者呈正对观者姿态，双手合抱于前胸，两本中侍者三人牵两马的整体造型呈现极为相似状。其二，两本中部分道具、线条走向也具有相似之处，如两马身上的缰绳与马之间的位置关系、侍者身上的衣纹走势。其三，两本皆无背景山石的渲染，都只画人物和马匹场景，这与后世人物画中多出现树石背景不同，如前文所提及的《文会图》就有树石背景。两张画分属不同时期画家的作品，虽在图式结构上极为相似，但在有些细节与道具的使用上仍呈现不同面貌。如两本中出现的侍者人物虽动态一致但发型和头冠皆为不同样式。两本中马匹的腿部姿态不同，在《春宴图》中后马的马蹄动态在《北齐校书图》中为前面的马蹄样式。其中一位侍者手上所捧的道具也不相同。根据以上的图像分析可见，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本《北齐校书图》中的三人两马与《春宴图》中的人马不无关联。
图6 [南宋] 佚名 春宴图 绢本设色 26×487.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在图6的局部对比图中还可见，《北齐校书图》局部最右侧有一侍者右手执壶左手托书卷，在刚才的论证中并未涉及此人，再将之对比《春宴图》局部中位于画面右后方的侍者动态，会发现此两者从局部细节看虽不同，但从与三人两马的位置关系和人体姿势的动态来看，似有借鉴。
根据对于题跋、著录文献的整理，可确认历史上流传的被多人归为阎立本名下的《北齐校书图》有“士大夫十二员”“执事者十三人”“两榻”“一榻七人”“四人相对”“无布景无泉石”等图式特征。如若将现存《北齐勘书图》《北齐校书图》中的存疑部分去掉，那现在的画面就如图7所示，侍者共有十三人，士大夫十二人，分两榻坐于胡床之上，无布景山石；最右侧独自勘书的士大夫应为受命勘书的梵逊，其余十一人分别是高干和、马敬德、许散愁、韩同宝、傅怀德、古道子、李汉子、鲍长喧、景孙、王九元、周子深。
结 语
本文以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北齐勘书图》为研究对象，从画卷的尾跋和印鉴切入，参考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北齐校书图》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为丘文播的《文会图》进行图式对比分析，梳理它们的著录文献、收藏印及画尾题跋，对比其图式结构，推导其祖本图式，以增进对这一主题画作的理解。注释：
〔1〕金维诺《访问波士顿——欧美访问散记之二》，《美术研究》1982年第1期。〔2〕莫阳《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北齐校书图〉考略》，《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3期。〔3〕顾涛《魏晋以降的礼俗与观念变迁——从〈北齐校书图〉中的坐姿说起》，《艺术学研究》2022年第4期。〔4〕王汉、肖力《〈北齐校书图〉补全》，《艺术探索》2023年第6期。〔5〕徐锦顺《〈北齐校书图〉研究》，《荣宝斋》2023年第8期。〔6〕[南宋] 周密《志雅堂杂抄2卷·志雅堂杂钞卷 下》，道光九年至十一年长白荣氏刻得月簃丛书本，第110页。〔7〕[唐] 李延寿《北史》，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刻本，第3460页。〔8〕[清]《广西通志》卷八十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604页。〔9〕陈德弟《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页。〔10〕[明] 孙鑛《书画跋跋》，清乾隆五年孙氏刻本，第277页。〔11〕[清] 王原祁《佩文斋书画谱》，清康熙四十七年内府刻本，第7776页。〔12〕[明] 孙鑛《书画跋跋》，清乾隆五年孙氏刻本，第277页。〔13〕[清] 顾复《平生壮观》，清抄本，第562页。〔14〕[清] 顾复《平生壮观》，清抄本，第611页。〔15〕[宋] 黄休复《益州名画录》，清乾隆间绵州李氏万卷楼刻嘉庆十四年李鼎元重校印函海本，第57页。
王心竺 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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